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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


  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1)(一九二三年二月)

  罗素论先进国之社会主义说:“若大英欲恢复其从前独立之地位,并使其力量有时足以拒绝美国大资本家之要求,则必谋合德俄两国之富力,缓和欧洲列强相互间反抗之态度,于匈牙利、南俄及美索波达美亚[1]等处,另辟粮食接济之来源;更须力谋造成‘欧洲之合众国’。凡此均为工党应取之正当政策。要知美国之资本主义,较任何地点均为强盛,故脱离美国之羁绊,实为进化之第一要件。……吾人当考察工业文明之将来时,必视世界之阶级战争为文明之末路,而非新世界之门户也。……苟非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之信仰动摇,而欲世界免于完全崩坏,直无希望可言。……”

  固然,以工党政治上的标语而论,此策未始非在野工党所应取,然而罗素要反对“阶级斗争”。其实“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若客观上既必不可免,则必有国内的阶级斗争,与之对抗,破坏方能较少。罗素不欲工人阶级独立执政,请问欧洲之“社会主义合众国”如何而有?其结果所得,至多是“以大英为中心之欧洲的国际帝国主义”。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之信仰,尤其非以美国之“国内的阶级斗争”破之不可;既此也至少可截短美国以资本国之资格来攻击“无产的欧洲合众国”之战争;又必美国及各国无产阶级乘机取得政权,方能完全消灭世界之资本主义。并不是无产阶级格外爱斗争,而是资产阶级不容你不斗争。今罗素并国内的阶级斗争而否认之,请问何以出此“末路”?伯讷萧(Bernard Shaw)[2]说得好:“我怕我们‘白色的私有者’(资产阶级)不经斗争,决不轻让;……就算劳动党在国会之中有六百票也没用。”工会势力如此之弱,劳动党的能力,难道能于未革命前,实行罗素的政策么?即使劳动党能执政,若不经阶级斗争而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也决不容忍你们来从容不迫的行“社会主义政策”,——历史的明证多着呢!你怕牺牲“世界文明”,资本阶级却不怕牺牲你呢。——请放眼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难道不是如此?

  罗素说:“美国之生产制度,大可付以国家资本主义之称,其异于社会主义,只有两点:一则此为贵族的,二则此制度之运用,系为操纵者的私人利益而非社会之利益。其与布尔塞维克派在俄国所欲创造之制,仅于此二点略有所不同而已。”诚然!美国之社会主义的物质的基础,确已成熟,只因有世界殖民地的泄气洞,所以此一蒸气锅,尚未爆裂,“却不在他信仰不信仰”!若世界的经济有理想上之发展,则必先于殖民地上革命的劳动平民振兴其本国实业时,排斥美国资本家之投资势力,总则能作“世界的大翻”令无产阶级执政,而资产阶级受治。然后有世界经济互助之可能。或则美国的经济生活中,因无产阶级真能得阶级的觉悟,令群众心理变成物质上的能力,积极形成此国内阶级斗争之胜利,——不但美国,且波及各国,以至于殖民地。总之,只有“革命”,方能缩短此“社会主义婴儿”之难产时间而减少其痛苦。

  罗素所论,固然也多精到处。然而他竟以为布尔塞维克所“欲创造之制”仅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已是一大谬误。况且他既承认俄国现行之国家资本为平民的为社会之利益的。他却又否认革命。不知道,俄国之“平民国家资本主义”正由革命而得来。

  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决非贵族的,而是苏维埃的;如知苏维埃之意义,便可以了解此政治上的“突变”之价值。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上的完成,仍在“潜变”的过程内。故共产主义:(一)自阶级斗争至社会革命——以时、地之经济现象及阶级觉悟为标准,而定其急激之程度——足为革命的原则。试问,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动者,真觉悟自己的阶级利益时,当战争之际,资本家何从取得制造杀人工具之“牛马”,又何从取得杀人之“活工具”?那时何来国际间的一切战争?社会革命何至于绝对的破坏工业?(二)以无产阶级独裁制及有规划的经济——为政治上的原则。(三)以民主的集权制及联邦的自治制互相为用——为行政上的原则。(四)以社会活力为社会运动,为振兴一切社会事业之原则。凡此都以各地各时之经济现象及阶级觉悟力为标准,而解决其实行时之一切问题,例如美国,难道还要待共产党来,方行国家资本主义!如中国,难道能立刻行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来决无死板的乌托邦玄想的梦魇;而有最终的一致不变的目的:——经“社会主义的城乡生产品之正当交易制”,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至于俄国现行之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是经济上的过渡制度,无产阶级的独裁制,也仅仅是政治上的过渡制度而已。

  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美索波达美亚,今译美索不达米亚,为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冲积平原。出产石油和小麦。

  [2]伯讷肖,即肖伯纳(一八五六——一九五〇),爱尔兰作家、文艺评论家。主张用改良、渗透、渐进的方法改造英国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主张社会改良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罪恶。

  (1)本文是作者对罗素的《先进国之社会主义观》一文所作的评论。罗素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曾到中国讲学。他的文章刊载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日、十日至十三日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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