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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之因 旧政治思想之果(2)


  二、无产阶级敌党之反动与共产党之职任

  少数党要求政治上的让步——只诺维叶夫谓仍取攻势——少数党的两头政策——知识界对共产主义之痛恶

  (一)资产阶级之新策略

  只诺维叶夫说,“虽然我指出种种敌党间之分化,却亦不是说,无产阶级独裁制已经处于绝无危险的地位”。新经济政策开俄国革命史中之第二章,政治上的危险,确实不小,然已大变其性质,共产党能明见此中因果,必可知所应付。

  一年以来,敌视苏维埃之各旧政党,一方面趋于破灭分化,别方面却有新的力量渐渐团结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独裁制。真正的资产阶级力,虽已不在旧政党机关中,而在此新生的反动思潮里。立宪民主党之机关报《橹》说,“此新经济政策之‘私生女儿’(资产阶级式的思潮)发现之后,布尔塞维克到处碰钉子,天罗地网渐渐密布,固然现在网丝柔弱,不久便当日益巩固。莫斯科、彼得城各种书籍杂志出现,其中可见很急激反对苏维埃的精神,尤足见布尔塞维克的革命丝毫未得胜利。布尔塞维克的革命快完了,不论是文学小说、剧院、音乐之中,除可恶的‘亦已’派[23]外,却已发生正当的倾向,请‘你’(十月革命)滚蛋罢。”

  当然也不至于如此危险,那所谓“天罗地网”,未必见得如此巩固,然而敌党的声言,却亦有几分真理在内。新经济政策之中,政治上的新诡变,正在于反对苏维埃派中有组织重建之趋向。其中有极大的崩裂分化之动象,却亦有暴生偶现之毒菌。反苏维埃派,无形之中转辗谲变,趁此革命之新步骤,有缝必钻,有隙必乘,欲利用苏维埃政权下之公开的可能,以自遂其目的。

  一九二二年已见一九一七、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所绝对不能发现的现象。虽然新经济政策第一年之结论,并无可悲观之处,却亦有许多现象,不得不注意研究,以求及时整顿之办法。

  凡反对苏维埃的党派,少数党等,有一共同的宗旨,“经济上的让步之后,请速行政治上的让步。”

  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一九二二年春,见秋白通信第四封[24])绝对的答复,就是,“经济让步,至此为止”。对于政治让步,共产党早有确定的态度。现在呢,只诺维叶夫说,“我们更可以说得明白些,——经济上的让步至此为止,政治上的攻势仍在继续。”所谓政治上的攻势,当然不一定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时的形式。一九二二年,自然不用一九一八年之进攻方法,经济上既废“军事的共产主义”,政治上自亦有新方法,此等新方法,当能与资产阶级政党之策略相应。

  苏维埃派的新策略,乃在于利用,“苏维埃政治下之公开的可能”。共产党固然这几年来在政治上,已经大大的破毁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之势力,然而还不能说,完全取消此等政党。所以现时,此种进攻政策仍当继续,可以先一看反苏维埃派的谋划。不久以前,《社会主义新闻录》中,少数党始令各地党员道,“你们应当自立于苏维埃宪法上行动,为公开的社会主义对抗派的政党,不得用武装斗争之手段,否则,‘反动’潮流反将因之而大盛。”哼,一九二二年春,少数党中央委员会说的是这样的话。一九二一年春呢,他们曾经公然的帮助克龙史泰之乱[25](见李续忠一九二一年通信)。此中可见别有诡计,想利用公开的可能而已,“立争公开的可能,提出局部的要求”,就是他的奸猾的新计划。

  固然,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的策略不仅止如此简单戆直,他们有“两头政策”,一方面要利用公开的可能,一方面仍在大言不惭的鼓动,自命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呢。

  (二)老招牌与新货物

  少数党等既有此“两头政策”,“真正工党”与“立争公开”,我们就可以一考政纲与策略间之关系,及其对于苏维埃政府之影响。那政纲上之绝不调和的态度,大言不惭,自命“真正工党”之“左派”色彩,其实是外强中干。少数党,社会革命党,已经屡次大失工人群众之信用。他们这种大话,只能当得放空枪,即使非共产党的工人,也要笑他们无耻。工人群众这几年来已经大增其经验,造成一种社会的情形,非常之有价值。此所谓“现实派”的心理,在社会革命中是人类文化进步之基础。

  现在的俄国工人群众的心理,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旧态了。你们单是允许他,有什么理想政治,他睬都不睬你们。工人群众自己有批评论断的力量,多年的革命内战,锻炼出来此种真觉悟。他们知道什么是可以的,——非办到不止,他们亦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的,——用不着胡闹。所以社会革命党及少数党之“左派色彩”,对于苏维埃政府,不十分危险。工人群众的心理,求饱暖安居及学问知识,新经济政策既开始恢复经济,自当努力满足此等欲望。而所谓“左派”,更无从鼓动,“左派”的论调流于空想,本来绝不能得工人的同情。至于“立争公开”的策略,却比较有危害得多。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既然现在反过来自命为“十月革命派”,已经往往提出局部的要求。在学校之中主张学校自治。在农民之中,主张国家实行“借本制度”(恢复农村经济)。在赤军之中,主张六个月的军役期限。在职工联合会中,主张以战前金卢布为工资单位。——他们要想以此种局部的要求引起群众运动,反对苏维埃政府,他们已经不说推翻苏维埃了。这是一年来之新景象。此种新策略,必定渐渐加盛,而完全噤口不谈“工党”的“左派本色”,却是比较的合于现时俄国阶级相对关系之手段。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必与之迎合,不顾大局而强行要求。欲以此难倒劳农政府。我们一看下列的实例,就可以见此中的真相。譬如说,公开的集会结社,一九二二年以来,有种种学会、商人会议等。此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尤其实显,虽然不能说一定。究竟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有何等组织,在此种公共集会中,然而他们的策略却往往于此实现,此中蛛丝马迹自不难见。

  全国医学会议中,有一医生说,他们是纯正的民主派,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围城”中。女医生谷尔维次[26],甚至于说,霍乱症固然危险,可是那“共产主义的围城”尤其危险。全国农学会议中,此种论调更多,大致而论,大学教授反对苏维埃政府非常之厉害。此种职业,人数并不多,全俄大学教授仅仅五千人,如加以高等学界各种职员,也不过一万二千人,然而却是很重要的。

  凡此一切,公共集会,高等学校之中的“公开的可能”,一九二二年以来,少数党的策略已经显露,力谋利用。固然此等处所,可以绝无少数党的组织,而且大学教授、学者之中,为苏维埃政府办事,力谋俄国文化之增进者,也有不少人。然而此种阶级性的“空谷足音”足证反革命党所持策略,却有所依据。

  (三)资产阶级的舆论

  资产阶级,死灰复燃,虽然经济上一年以来发展的有限,而思想上却大有活动。共产党忠于无产阶级,即行经济的让步,然亦因忠于无产阶级故,决不行政治的让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劳农阶级十月革命所得胜利,却非为资产阶级“造谣自由”而设。新经济政策行后,私人的印刷局、印书馆渐渐发展,凡为文化之助者,苏维埃政府固然不禁止,然而违背宪法者,亦不能任意胡闹。一年以来莫斯科私人印刷局已有三百三十家,彼得城亦有八十七家,外省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当然,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正希望文学发达,科学昌明,殊不知道,资产阶级却趁此机会而大制造其“舆论”。

  彼得城大学[27]教授莎乐经[28](Sorokin)的一篇论文中,竟说及知识阶级对待劳农政府应取英美的态度,——就是“尽可以参与俄国事情,而绝对不管他是劳农政府不是,只当他没有,要怎么办,便怎么办”。又有一资产阶级的杂志《经济学家》上,大学教授塔尔勒(Tarle)[29]论及柔鲁会议(Genua)[30],——他竟不但反对苏维埃政府,甚至于反对英国政策,而完全赞成法国的强逼还债的恶毒手段;《经济学家》杂志,本是一班立宪民主派的学者所组织的,现在已经封闭。再则,有一种类似于童话的杂志《清晨》,忽然发表以前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员伊兹谷叶夫的文章,论社会革命党案及暗杀问题,他说,“暗杀亚历山大第二固然不好,暗杀列宁也是不好……”等等制造空气的话。

  甚至于诗界,女诗人纪朴比伍斯在“日记”集中写道,“总有一天,我们将‘这些东西’(布尔塞维克)塞口堵喉,……”此种反动的思潮,正与少数党等筑就那反革命的基础。

  (四)知识阶级之分化

  一年以来俄国知识阶级中发生一派“以代罗针”——协助劳农的思想,记者于赤讯第十二封已经详叙[31]。此处只诺维叶夫亦曾提及,并谓“以代罗针”派明明是知识阶级中的分化,除此外,还有种种过渡于此派的形式,必需颇悉此种思潮的内容,才能了解共产党所当取的态度。据只诺维叶夫所引俄国两名士的论调,——他们虽还不是“以代罗针”派,却足以灼见知识阶级的思想。

  第一,是一立宪民主派蒲尔茨苦斯[32]。他说,现在新经济政策之期,俄国农民问题得以解决,贵族阶级的地主,因十月革命之胜利而终结了他三百年的历史,从此消灭于无形,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却谈不到。以新经济政策为名,而恢复旧私有制度,国家经济亦因此而得发展。不过此后的发展,已非仅少数人的幸福,幸福当可及大多数的民众,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阶级。

  第二,是列慈聂夫[33],自命为苏维埃派的。他更有特别的规定,造作出不少政治学上的新术语(!),他说,“不是革命,亦不是反动,却是,革命的守旧主义。”革命在他的眼光中看来,即使是社会革命也只有破坏力而无创造力,他以为独有新经济政策才真是“革命之自限”,“共产主义之自决”,乃有“民众之经济的自决”。而同时自当有“知识阶级之思想的自决”,共产党应时势之所趋向而求援手于农村,更不得不起用知识阶级的科学家技术家,以达经济建设的目的。于是他的结论乃是“前是客观当成后日之主观”,当知所谓“主观”“客观”确有深意在内,可能他们的赞助苏维埃政府别有用意。只诺维叶夫对此问题的结论是,“于此可见,‘以代罗针’派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化中固然有极大的作用,然而却不能不知道,其中确有反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少数派同其声调。我们绝对不拒绝同他们协作,同时只当时时警觉此中的危机,自然能达经济建设的目的,而防御资产阶级式的思想之浸入。”

  (五)共产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

  协作社之组织,当然偏重于经济方面,当然也不少政治上的动机。去年夏天开全俄农村协社大会,八十四个有议决权的代表中,有三十二个社会革命党,二十五个立宪民主党及帝制党,二十一个无党派的,而只有两个共产党,老协作社家沃尔录夫在伦敦著一部《俄国协作社复活之始》中言,“消费协社之中,他们全靠工人为后盾,所以在消费协作社里很不容易排挤共产党,至于农村协社却不相同,这是我们的。”

  假使希腊教的教会是帝制派的巢穴,则农村协社正可为伪社会党的舞台,即少数党、社会革命党之新策略于此更得适当之发展地。然而共产党也并不是想禁止农村协社,经济生活之中的既有进步的效力,更应当竭力提倡,——不过当努力争取其中政治地位,养成共产党的协作社人才而已。

  (六)综观——政治生活之四大区域

  综观上述,可见资产阶级经济上虽在新生时代,而政治思想上,旧俄时代之余澜,却已有高潮拍岸之势。现今苏维埃政治,劳农独裁制之正轨制度,较之各国资产阶级独裁制,其实大加宽大,——虽法律范围内之公开的可能,本是当然的,而革命党却乘机利用,如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之公共集会,资产阶级的出版界,高等学校,生产协社等,遂成俄国现时政争的四大区域。而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利用此种公开的可能,以为从中破坏的着手处,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自当预有防范。

  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说,在前俄皇政府内阁大臣斯讬勒宾[34]统治之下,我们曾利用公开的可能,以为颠覆政府之手段,现在为什么不能利用呢;他们可不留意此中有“小小的”区别,现在的执政党,是工人的政党,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能明见此中因果关系,而为之防范。

  (七)共产党之职任

  只诺维叶夫说,共产党今日之职任,首先当在于巩固内力,一切经济行政步步随时注意改正。脚踏实地的真诚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阶级之利益,勿使敌党有所乘而进。至于应付此种“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又当有四层不可轻忽的职任:

  第一,当明见此种望机,详密情察其动机内因。

  第二,当分分等第,观思潮变动中,何者接近于苏维埃政纲,何者纯粹敌视无产阶级。

  第三,一,当注意,公共集会,二,出版界,三,高等学校,四,协作社,——多选才智相当的共产党人才,渗入此四大区域。凡表友谊于苏维埃政权者,当竭尽方法以罗致之,不论其资产阶级色彩是否完全洗净。而真正的知识阶级,代表人类文化的先进,必定受此伟大革命的震荡,已失其旧人生观之根据,而转向“十月革命”之旗帜——可以尽量以诚意相见,消弥敌意于无形,而共产党人才之与共同工作者,大多于理论上实践上力求真己的胜利。

  第四,当继续用镇压政策,在法律范围以内的“公开的可能”,不可为资产阶级的政客所利用,而滑漏于法网之外。各协作社之小资产阶级性,显然可见,共产党既须努力增加人才,以为理论实践上之竞争,若遇显然的反革命运动,不觉仍力行镇压政策(譬如当初西伯利亚之协社总会,曾助哥尔察克[35]以基金几百万金卢布),其他亦然。

  (八)只诺维叶夫之镇压政策观

  只诺维叶夫于报告中,屡次解释明白,俄国政治现象之基础,并言镇压政策本无大用,仅足以为军事时期之非常处分不得已的办法。一九一八、一九一九的时候,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不愿意了解“十月革命”,用武装暴动的手段反抗苏维埃政府,劳农阶级当然以相当手段相对付。现在一九二二年,新经济政策,自有合于时宜的办法,——注重于分裂反间敌党,令其明了世界文化之进程者,自然而然倾向于劳农政府。况且小资产阶级的无组织性,异常之显露,虽然日益增长发展,其实无力巩固团结,苏维埃政府苟能及时利用,必收政治上的良果。虽然如此,在必要的时机,仍有用镇压政策之可能。只诺维叶夫且说:

  至于完全否认镇压政策,我们是不应当说的。当时少数党及社会革命党对于我们也曾用镇压政策,而无成效。为什么,因为我们能代表工人阶级及一部份农民阶级的利益,时机成熟,又真能表现群众的要求,实际生活助我们的成功,我们也能见国内成熟的机运,所以他们的镇压政策不但不能服我们,反而帮助了我们。然而,为什么我们的镇压政策能消灭他们呢?因为他们,少数党、社会革命党,是革命之“明日黄花”,当一九一七年七月之役,社会革命党及少数党镇压布尔塞维克的暴动,而终归失败,“方炽的火焰又从而煽了,必烘然大旺”,而现在呢,旧政党之“垂尽的余烬,自可一扑即灭”。因此我们也不否认镇压政策,不过现时的镇压政策已与军事的共产主义时不同。当时我们能及时运用政权,在国内战争最热烈的时候,恰为最果决的政策,现在呢,我们已能不取纯粹的机械作用的办法,而可以用比较复杂的策略。

  只诺维叶夫此篇演说,以之与“社会革命党案”并论,很能见一年来俄国政治现象之诡变。愿读者与前两次通信参观,并查赤讯第十一——《社会革命党案》,便可略悉“十月革命”之五年中俄国政党的变态。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日《晨报》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郭茨,见本书第360页注14。

  [2]谢米诺夫,今译谢苗诺夫,见本书第360页注20。

  [3]郭诺朴列华,今译科诺普列娃。

  [4]Les socialistes revolutionnaires,法文:社会革命。

  [5]只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书第227页注69。

  [6]以代罗针派,今译路标转换派,见本书第367页注①。

  [7]即本书所载《知识阶级与劳动国家》一文。

  [8]《社会主义新闻录》,今译《社会主义通报》(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在国外的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

  [9]马尔讬夫,即马尔托夫,见本书第228页注76。

  [10]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早期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起来。右派和“中派”修正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窃取了领导地位后,使第二国际蜕化变质,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奴仆。

  [11]第二半国际,参见本书第352页注②。

  [12]斯德鲁维,今译司徒鲁威(一八七〇——一九四四),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立宪民主派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3]负荆请罪,语出《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原文为:“廉颇闻人,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请罪。”后以“负荆请罪”表示向人认错赔礼。

  [14]此处“《橹》(Rul)”,俄文原名为Рул,意为“方向盘”,今译为《舵轮报》。

  [15]伊凡诺维茨,今译伊万诺维奇。

  [16]《霞》,今译《曙光》,是一九二二年四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柏林出版的孟什维克刊物。与列宁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在斯图加特创办的杂志同名。

  [17]伊凡第四,即伊凡雷帝,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一五三三——一五八四),第一个俄国沙皇。

  [18]彼得大帝,即彼得一世(一六八二——一七二五)。俄国沙皇。第一个全俄皇帝。

  [19]倍尔,今译贝尔。

  [20]克伦斯基,见本书第119页注⑦。

  [21]维克新第叶夫,今译阿夫克先季耶夫。

  [22]赤尔诺夫,见本书第306页注22。

  [23]八日《真理报》对此流派作了批评。

  [24]第四封通讯,即本书《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一文。

  [25]克龙史泰之乱,见本书第226页注58。

  [26]谷尔维次,今译戈尔维茨。

  [27]彼得城大学,即彼得格勒大学,今列宁格勒大学。

  [28]莎乐经,今译索罗金。

  [29]塔尔勒,今译塔尔列。

  [30]柔鲁,今译热那亚。热那亚会议,见本书第337页注①。

  [31]第十二封通讯,即本书《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一文。

  [32]蒲尔茨苦斯,今译布鲁茨库斯。

  [33]列慈聂夫,今译列热耶夫。

  [34]斯讬勒宾,今译斯托雷平(一八六二——一九一一),俄国反动政客。一九〇六年起任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后在基辅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

  [35]哥尔察克,见本书第104页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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