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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俄国旧党与日本军阀派——俄国新党与日本文治派——日本与俄国商务上之关系——所谓日本在远东及西伯利亚之特殊利益——日本军事代表与远东统一问题——日本对俄外交政策变更之推测

  最近后贝加尔之战事,新党已有完全胜利之势,于是远东统一问题日益形紧急,日本对之异常注意,而远东俄国各政党对于日本之态度亦不敢不详加考虑,因此日本遂成为远东统一问题中之重要角色。旧党固欲利用日本之势力以巩固自己之地位,新党亦不能不敷衍日本,往往委曲求全以免召日本之干涉。然日本所以不恤人言径行干涉赤塔会议、干涉海参崴政府者,其意亦仅为树立远东方面之经济势力而已。故其对俄外交方针一视俄国执政权者之为谁而转移,初不论其为新党与旧党也。曩者日本之出兵西伯利亚,力助谢美诺夫[1]也以此。近今日本军事代表之调停赤军与谢军之战事,劝谢军解除武装,与赤塔政府接洽也亦如此。故日本对于远东俄国之政策在都有商务上之关系为其背景,此证之于以往的事实可知也。今旧党既完全失败,日本之政策遂有不得不变更之势。最初军阀派主张以武力援助俄旧党之政策,既不能贯彻,于是在野者如国会代表中野正刚之流所主张与新党接洽之说,遂大得日本人民之信用,此更足以证明日俄商务上之关系为日本对俄政策之标准。何者?日本人民之想望唯在日俄恢复通商而已,日本军阀遂亦不得不俯顺民意,改急进政策为缓进政策。至于俄国方面,其希冀与日通商之情更殷。前者旧党妄作威福,托庇日人,绝无体恤民困之意,频年战祸物资因以益少。今新党出而组织缓冲国,即所以缓和日本之感情,而在商务上则更为注意,故不惜变其政府组织——不采苏维埃制度而采代议制度——以求谅于日本及各国,统一之后必首先与日本通商。于此可见日俄商务上关系之重大。欲明乎此当更述日俄商务之大概。

  欧战初起时日本输往欧俄之丝绢等,约值一百九十六万七千日金,输往亚俄之盐米菜蔬等类约值一千四十一万三千日金。欧俄输往日本者一九一四年时尚不过三万九千日金,亚俄输往者亦仅一百零二万五千。其时日本商业在西伯利亚及远东尚不十分重要,至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三年间日俄商务遂大发展,俄国市场上日物充斥,因战时无他国与之竞争,而日本工业又日益发达之故。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两年,日俄出入口货之统计约略如下:

  一九一五年 日本输入亚俄——七八,二二九,〇〇〇日金,输入欧俄——一一,二三九,〇〇〇日金;亚俄输入日本——三,五六四,〇〇〇日金,欧俄输入日本——六,〇七一,〇〇〇日金。

  一九一六年 日本输入亚俄——一一七,六九三,〇〇〇日金,输入欧俄——三三,四二一,〇〇〇日金;亚俄输入日本——一,七七四,〇〇〇日金,欧俄输入日本——一,一〇四,〇〇〇日金。

  及一九一七年革命,日本商业大受打击,克伦次基[2]政府曾发限制外货之命令,然其时日本商业尚有一部分苟延残喘。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在欧俄之商业,因新政府禁止银行中之自由提款,遂完全消灭。而日本预计一九一七年可输入欧俄者计值一,三〇九,四三八日金,可输入亚俄者三,七五五,二九一日金。及一九一八年日本预计可输入欧俄者一六二,二六八日金,可输入亚俄者六八五,五八三日金,此巨额之商货遂全停滞于国内。于是日本工业大受恐慌,数万工人因此失业,罢工风潮亦因而起。一九一九年哥察克政府[3]宣言欲与日本恢复通商,日本商人继续运往乌拉尔之货,值五五,四五五,一四〇日金之多,大可以调剂前此之损失。不幸哥察克政府遽倒,日商又只能运货返国,所受亏累更大。由此以观,日本之对俄商务因欧战而激增,因革命而骤落,而俄国因欧战及革命内乱等故,其需要日货之数量日增无已。由上述欧战时日本对俄输出量察之,则日本在亚俄方面之商业确已占极重要之地位,于是遂有所谓日本在西伯利亚及远东有特殊利益之说起。此说也,虽劳农政府亦不得不承认之。夫日本一方面因国内工商业之过饱的发达,不得不求出口于远东及西伯利亚。远东一方面因战事之影响,不得不求国外之供给,而就近之有供给能力者,又以日本为最。则此两方面需求相应,其想望通商之恢复,不日即相合。所以不能遽成者,唯因政治上关系之太繁杂耳。今远东统一之时机既至,两国人民之想望于以更殷,则至相当机会或竟有实现之希望。然商务之关系之恢复必待远东统一成功之后,地方平静,无战乱之声浪,方能成为事实。于是两方面注意于通商之恢复者,今乃一转其眼光于远东统一问题,诚以远东一日不统一,则一日不免于战祸也。

  虽然俄国非他国比也,远东之不统一实因新旧党争之故。新党则皆社会党也。日本虽因商务之关系不得不希望远东之统一,而社会主义之危险,又所不得不防。于是最初则助旧党攻新党,冀旧党之能统一远东,则既得树其经济上之势力又免社会主义之危险,一举而两得,于日本最有利者也。不幸俄旧党之势力日弱不能为日本作屏藩,遂不得不另筹他策。此可以最近之事实证之。赤塔临时政府初成立时,海参崴右党群起反对。日本利用之,军事代表大井将军宴海参崴各政党,于席间以口头宣言恐吓政党,令其不敢承认赤塔政府。及谢败退至满洲里,日本见旧党已无能为力,必不敢忘怀于过激主义之东渐,遂一面由井染(驻满洲里军事代表)调停于谢美诺夫及赤塔政府之间,令谢军解除武装,以日本军队保谢氏送至东海滨省;一面由大井部下之某将军,与赤塔政府接洽,解释日本并无侵占土地之野心,并不援助谢氏,必责问赤塔政府是否采取共产主义及政府所发纸币是否有信用。及赤塔政府答复,政府所采制度确为民主主义的制度——政府中共党只占三员,其余各党皆得参与。政府所发纸币确有信用,不致使日本商人生意受亏累,日本方表示融洽之意。于是既可不受显然破坏统一之嫌疑,且亦足见其甚注意远东之商务,……以博新党之欢心。而对于共产主义仍不肯放松,庇护谢氏远逃,安放之于东海滨,随时监视赤塔政府,如有赤化之倾向,仍可利用谢氏为屏藩——以示终不忘情于旧党也。如此,则统一之局成既不失新党之感情可即出其缓进政策,以树立经济上之势力。如统一之后而远东渐有赤化之虞,即仍出其急进政策以武力援助旧党,使社会主义之危险不及于日本。总之,日本以商务上之关系亦颇冀远东统一,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又所不敢放松,故其政策之变更,遂有此骑墙之倾向。然其深谋远虑不可谓不至矣。夫亦以保持其在远东及西伯利亚之特别利益而然欤。

  一九二〇,十一,二十九日于哈尔滨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释

  [1]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6页注②。

  [2]克伦次基,见本书第119页注⑦。

  [3]哥察克政府,参见本书第104页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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