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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托尔斯泰[1]底《科学与艺术之意义》(De la signification de science et d'art)里,曾经论及劳动,他的大意是:“为人工作”和“为己工作”本来没有分别。人生在世,自己吃饱了肚子,就应当养活别人。假使“不劳而食”,那就是最亵神的、最反自然性的危险的景象。“工作”永久是快乐的,满足精神上肉体上底要求的,除非不知道那层意思。所以他又说,人类底活动,应当分做四部分:

  一、筋肉的活动——即手足脊背底激烈劳动,这种劳动都要出汗的;

  二、手指和手腕的活动——即手艺底活动;

  三、知和思想底活动;

  四、社交底活动。人生享用的东西,也分做四份:(一)激烈劳动底生产品:面包、家畜、建筑品、井池等;(二)技艺劳动底生产品:衣靴、器皿等(1);(三)精神活动底生产品:科学、艺术;(四)人类中社交协会等底组织。这就是所谓泛劳动主义。

  德国伯伯尔[2](Ferdinand Auguste Bebel,1840—1913),德国社会党首领,他的对于劳动的观念根本上与託尔斯泰底有些不同,他主张艺术化的劳动,所以他论託尔斯泰底泛劳动主义道:

  托尔斯泰在他的《科学与艺术之意义》里指出现代科学和艺术中繁猥的不自然的性质。他很激烈的攻击现代社会中对于物质劳动底轻蔑而推崇自然的状况。说每人愿意过适于天性而快乐的生活,应当每天度日以那四种工作……(如上述)。托尔斯泰自己实行,而且以为只有那样的工作者,才觉着自己是一个“人”;可是他没有注意:他那样自由自在的人能这样做去,而在现代社会状况之下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的。那些人每天迫逼着要做十小时至十二小时的激烈劳动,或者还要更多,都是为着维持他们可怜的生活,因此陷于惨酷的地位,他们却不能过托尔斯泰式的生活呀。被压迫于生存竞争底困乏之下的人决不能做那样的工作,只有那不觉着生活缺乏的人才能做呢。这是托尔斯泰底谬误,他想以模范以宣教改革社会。托尔斯泰底试验是他生活形式底理性的试验,然而,要普及这样的生活形式于人人,必须有另一种的社会情形,必须有新社会。

  在将来的社会之中这些状况都可以有,而且还可以有无数的各种各式学问家和艺术家,可是他们人人都得每天做一部分的物质劳动,余剩时间里各人可以随自己的性情研究科学艺术或者谈话娱乐。(Bebel,La societe future,p.32—33.)

  由上面所引的看起来,伯伯尔和托尔斯泰对于劳动的意见有两个不同之点:

  第一,托尔斯泰虽然不绝对的否认自然科学(2),然而他确是轻视精神劳动,因反对现代社会的文明,而遂反对精神劳动底谬误,反对分工。他有两篇论文:(1)《手的劳动与精神的活动》,(2)《爱劳心抑农人之胜利》,里面论精神劳动甚详。他说现在为科学艺术工作固然好,最好能使科学都有益于人生,所以最要的是“理性之认识”,而不是科学。人类理性发展之后,庶几能以科学所发明的来做有益人生的事,不然呢,就都是有害的。所以他反对精神劳动而仍旧列“知和思想底活动”为四分劳动之一。他读左腊(E.Zola)[3]和仲马(A.Dumas)[4]底两封信因做了一篇《无为》(Le non agir)、里面引老子“为无为则无不治”[5]底话,并且说老子底学说是说:“人生之所以不幸,不单是因为‘不做所当做’,而亦因为‘做所不当做’。”所以现代科学艺术——现代人精神劳动底出产品——在托尔斯泰眼中看来,当然都是些“不当做”的事。即使不是绝对的“不当做”,也决不是最要的,至多不过次要罢了。而他对于劳动的意见纯粹是主张“理性之认识”,而不注重以科学艺术技术的方法来改善劳动,减轻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

  伯伯尔呢,他说一切人类底罪恶:杀掠奸淫欺诈,因为生活困难,而生活困难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一方面也是因为科学技术底不足,以致需要多供给少。所以做主张努力于科学,使生产方法改善,他说:“社会中预备一切必需的生产品只要每天三点钟工夫就够了(3)。只要生产方法能改善,以科学技术的方法增进人类幸福。”所以他很注重科学。

  托尔斯泰是用宗教的方法,而伯伯尔是用科学的方法。

  第二,托尔斯泰主张泛劳动主义,又张无抵抗主义。他所以达到他的劳动生活只在于“无抵抗”,他有一篇小说《呆伊凡故事》,极力描写无抵抗的纯粹肉体劳动的生活,极力的贬抑精神劳动。况且他否认精神劳动的口吻常常说:“你问问良心,掠夺他人的劳动,心上过得去吗?”“研究些微生虫,学积分微分,说些什么‘万物成于原子’,说什么人生意义是‘存在’,是‘自由’,说什么热力光电是一种‘能力’和别种‘能力’间底现象,能够解释人生底真意义吗?”“由于自己的良心认识自己的责任才知道劳动——肉体劳动——是第一等最要紧的事,是养活人的。”宗教的意味非常浓厚,猜他的意思,很象想“以身作则”,劝人听他的话立刻抛弃不健全的精神劳动,而实行他泛劳动托尔斯泰式的生活。

  这一点是伯伯尔最不表同意的地方。伯伯尔主张创造新社会——将来的社会,主张极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如此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底垄断“尊荣”和“精神的财产”。所以伯伯尔毕竟是实际的改革者。

  托尔斯泰是宗教家,是哲学家,伯伯尔是科学家,是社会运动家。他们不能相合,也无足怪。况且劳动是生产底要素,从现代社会到新社会之间最大的关键就在于生产和分配底方法,所以劳动是最要的问题。他们对于劳动根本上的观念既然不同,他们各人理想上的新社会就也不同。

  托尔斯泰和伯伯尔两人对于劳动意见似乎很不相合,立于反对的地位;然而实在是相反相成的。他们有一个共同观念:劳动力和劳动底出产品不是可以拿来“买”“卖”的“货物”,而是供给人生“需要”的“东西”,“大家享用的东西”;不应当有资产阶级来掠夺劳动者底劳动力和劳动底出产品。这是错的么?这还有什么错误?至于方法呢,我们自己的事。

  喂!托尔斯泰式泛劳动的生活,我们自问良心,应当不应当?伯伯尔式将来的社会,我们不作违心之论,欣羡不欣羡?人为什么劳动?劳动力应当如何使用?劳动底出产品应当如何分配?托尔斯泰式的生活是我们安心的生活,伯伯尔式的方法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我们因于时代地域环境更应当有精密的研究,强毅的自省。我们难道不承认他们的话是对的么?……也许是资本家化的青年。

  原载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八号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托尔斯泰,参见本书第45页注④。

  [2]伯伯尔,参见本书第72页注①。

  [3]左腊,今译左拉(一八四〇——一九〇二),法国作家。著有由《娜娜》、《萌芽》等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

  [4]仲马,指大仲马(一八〇二——一八七〇),法国作家。著有《基督山伯爵》等小说。

  [5]“为无为则无不治”,语见《老子·三章》。

  [6]渥温,今译欧文(一七七一——一八五八),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参见本书第60页注⑤。

  (1)《晨报》上曾经发过一篇晨曦君底《托尔斯泰之泛劳动主义》,引托尔斯泰四分劳动,中间于艺术劳动底生产品下,写的是:“服装长靴金银首饰等类是。”我看托尔斯泰俄文原本是“衣服靴子器皿等”,所以改译今文。“器皿”俄文作“Utvare”,即法文之“Ustensile”或“Outile”,没“金银首饰”底意思。托尔斯泰很反对奢侈,尤其反对妇女底奢侈品,《旅客夜谈》(小说名,托尔斯泰所著,耿匡君已经译出登在《新中国》杂志上,原名Kreitoerovaya Sonata)里曾屡次论及。

  (2)托尔斯泰底《论教育》书里论及教课问题,他以为机械学自然科学都可以教育儿童,独有法学是无益的,甚至于还是极有害的,应当废弃。(见于《读书一周记》,Krug tcheteniva)

  (3)有最高深的技术,大家都工作,三小时已是很长的了。渥温(Owen)[6]是十九世纪初期最大的工厂管理家,他尚且知道只要有二小时的工作时间就够了;他那时科学艺术还没象现在这样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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