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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吉


  中国的算命先生最善于替人家“看日子”。讨老婆,出殡,安葬,开工等等都要挑选吉日。这叫做择吉。中国的什么纪念日,大概也是用了择吉的法子挑选出来的。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所以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就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签订了辱国条约”。于是乎就为难了,纪念“五七”呢还是“五九”?挑选的结果,北方是纪念“五七”,这是说日本不顾“国际公理”;而南方纪念“五九”,这是说袁世凯卖国,勾结日本。当时是北方代表反动,南方代表革命,北方的吉日是“五七”,因为这似乎可以开脱一些袁世凯的罪名;而南方的吉日是“五九”,因为要着重的指出卖国贼的罪状。现在“南北统一”了,究竟哪一个是吉日呢?今年索性都不准纪念了,而日本正在用枪炮实行二十一条,而且超过了十倍还不止。大概就因为二十一条反正已经实现了罢,所以只有“华租两界加紧防范反动分子利用‘五七’‘五九’,施行捣乱,故宣布特别戒严”云云。这样,似乎“五七”“五九”都不是吉日了。虽然“国耻”的官样文章还在做着。

  现在新的择吉问题却是“五五”。“五五”是马克思的生日,又是去年上海停战协定签字的日期,又是十二年前(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究竟纪念什么呢?最近的纪念自然是去年的上海协定,但是现在是只能够纪念“一·二八”日本向闸北开炮的日子,不能够纪念“五五”签订缓冲区协定的盛典。这理由很明显,就是这“并非辱国条约”!至于马克思生日,那不用说,中国比马克思自己的祖国还“先进”:我们这里早就禁止纪念了,而德国直到今年才由法西斯蒂政府宣布禁阅马克思的书籍。最后,当然是非常大总统就任的“五五”是值得纪念的吉日了。然而我们觉得很怀疑,最近一位“在野的”要人说:“民众无政治智[知]识,致政权为少数人所操纵,以前之选举,即其明证,故必须……训政。”十二年前选举非常大总统的时候,当然还没有经过训政,那时的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的,不是由“无政治智[知]识的民众”选出来的吗?当时的选举不是“为少数人所操纵”的吗?少数人所操纵的无政治智[知]识的民众选举非常大总统的日期,似乎不见得“吉”。那真是为难极了。幸而好,“五五”除开上述三个纪念之外,还有第四个纪念,这就是一九三一年南京召集的国民会议开幕日,那次国民会议议决了“训政约法”,选举了国民政府主席,宣布了中国的“完完全全的统一”,“建设时期”的开始,大举剿匪的誓师……懿欤盛哉!虽然那年就有了“不凑巧”的“九一八”,似乎有点“不祥”,但是,其实也在“建国”纲领之内的,要知道“九一八”是大亚细亚主义实现的开始呵。

  (一九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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