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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胜这些困难的可能


  这些严重的困难,是否足以使我们悲观呢?不,他只有策励我们,使我们要更加紧地努力。我们为说明战胜这些困难的可能起见,可以拿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一个例证。我上面所指的三个困难,前两个都是在俄国遇过了的。只第三个土地问题,在俄国表现得另一种形式,俄国土地问题没有遇着像中国这样的困难。我将依据俄国底经验来开始研究前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然后再说第三个问题。

  在当时俄国革命的前面,也是摆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底力量。旧俄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受了非常严重的失败。革命以后,一切武装都破坏了。旧的军队完全没有,新的军队又不能立刻建设起来,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几乎都在“旧的破坏了,新的还没有”的状态中。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乘这个时候都一齐起来向俄国无产阶级进攻,由德国帝国主义开始,接着便是英、法、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意大利、日本、美国……等,或是用金钱及武装帮助白党,或是自己直接将自己底军队调来,或是两种方法都用。全世界帝国主义底新闻纸通信社,始而宣布苏维埃政府至多存在三天,三天过了又说至多可以存在两礼拜,以后又说至多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但是帝国主义底希望终于无望,幼小的“苏维埃”政府与全世界老大的十余个帝国主义在四年的血战之后,仍然“出乎意料之外”的胜利了。

  我们丝毫不瞒地说:帝国主义当时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上,训练上,武器上,组织上,军需上,都超过苏维埃政府十几倍,但是帝国主义终于失败了。固然帝国主义者内部在当时是有冲突的,但是他们进攻苏维埃的时候仍然是保持着相当的一致。这个里面固然有许多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但我指出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俄国疆土的广大与动员群众的广大。这两种现象配合而成,便增加了革命优势。有时候帝国主义者已经包围了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但是帝国主义战线的后方,都发生了广大群众运动的高涨,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调转自己的兵力以压服别处。在这个广大的疆土上,到处都有广大群众的斗争,“此伏彼起,再接再厉”使那么多的帝国主义终究“疲于奔命”,“师劳无功”。日本曾包围过西比利亚,但是猫子虽凶,终究吞不下驯服的大绵羊,况且这个绵羊不驯服!还有些帝国主义底军队,只在遥远的地方耀武扬威,不敢直接压迫革命,因为他们底军官怕这革命中之冲天的“赤气”,“恶化”了他们反革命的军队。这个客观地理上之疆土的广大,及当时布尔塞维克党动员群众的广大,这两个条件的配合,便战胜了帝国主义者。中国将来也可以有这种形势,只要群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广大,则帝国主义者在这广大的中华土地上,也是同样地疲于奔命。全国交通的不便利,固然可以使着我们革命的工作难以进行,但同时也是反革命的困难。自然俄国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正是当着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时候,在西欧各国几乎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对于俄国革命有很大的帮助。照这一点看来,似乎中国革命所遇的国际环境,没有俄国革命时那样的好,因为现在在西欧及美国都没有无产阶级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这一观察虽然有一部分理由,但不完全正确。第一,现在国际资本主义就他的发展前途看来,是正在危机之前夜,西欧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一定很快的就要到来,这一点是根据客观政治经济分析所得的结论,绝不是故意自慰的话。我们中国若有了革命的高潮,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有了更严重的武装干涉,一定可以更促进西欧底无产阶级革命。第二,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各国都有了强大的工人运动,都有了共产党,并且有共产党国际,这些在俄国革命发生之前,都是没有,而这些都是中国革命有力的援助者。第三,我们现在的世界,已经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后胜利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精神上在物质上都可以援助我们,而俄国革命发生的时候,则全世界都是仇视他底帝国主义。这些都表示我们比较俄国当时的客观条件还要好,不是更坏。俄国革命既然胜利了,则我们底革命为什么没有胜利的可能?

  我们再说社会经济上的困难——中国革命的第二个大困难。这个困难的状况,我们不独在俄国革命中看见过,并且在中国革命中之武汉时期已经看见过。这个问题之最困难的地方,是由于帝国主义底经济封锁,金融财政的破坏,而最有力的还是大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底动摇。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尤其是在反革命中,将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在城市中通常是占着人口底大多数。并且在中国这种小生产的国家中,尤其是当着革命政府开始成立还不能进行大生产的时候,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也同样有很大的作用。城市小资产阶级当着革命高涨群众运动发展的时候,尤其是容易受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者的挑拨离间,容易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武汉政府底叛变!虽然还有其他底原因,但其中之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反映了这种小资产阶级底动摇。

  对于这个问题的机会主义底解决方法,便是对上层小资产阶级让步,来阻碍城市底群众运动,如武汉时代之限制店员运动、解散童子团等,这种办法只足以断送革命而不能拉拢小资产阶级。因为无论革命势力对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好大的让步,小资产阶级终不能满意,而同时阻碍群众运动所受的损失,可以使革命根本破产,武汉底失败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同时以为要加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底斗争,将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其他的反革命势力看成一样,这也是不对的。这可以扩大小资产阶级动摇的范围,可以加紧社会经济的危机(跟着经济危机之后,自然便是政治危机)。这样不独不能解决这个困难,而且可以使困难先“解决”了革命。

  正确的政策应当是这样:对于上层城市小资产阶级——有雇佣劳动的——应该比较严厉的看待,应该站着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所应取的利益——工作条件等——不因这个资产阶级“小”而让步,但是同时我们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底瓜分政策——由某一个店铺工人将这个店铺平均分了。对于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只要没有反革命的嫌疑,他在苏维埃底法律之下,仍然可以自由营业,并且苏维埃不能将他看作敌人。

  对于一切在革命的政府区域中的店铺、工厂、手工作坊,在不妨碍群众运动发展的条件之下,总应该使他经常的营业,因为革命政府在开始成立的时候,决没有自己组织大规模经济的可能。对于区域之劳动群众生活品的供给,维持革命的经济生活的稳定,乃是巩固政府所必需的条件。武力破坏小资产阶级底经济,瓜分作坊、店铺,这不独不是无产阶级底意识,并且这一定加紧社会经济的危机。革命时期军需的征收,应当以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作为剥夺的主要对象。这并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利益上说,乃是站在维持当时革命政府下之社会经济生活上说。对于没有雇佣工人底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则革命政府还应当尽可能地保护他底利益,还要使他参加苏维埃底选举,使他随着无产阶级底领导一同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但这样仍是没有全部地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我们还要研究革命政府下之一切军费政费的来源。这里最主要的自然是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银行、工厂、矿山、森林、商店等,取消一切帝国主义之财政上的特权——外债、海关、各种担保税、铁路管理、交通机关等。还有对于一切反革命者没收,这些都要很坚决的执行,然后才能使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土地革命的完成与否,不仅是一个革命任务的根本问题,他同时对于革命政府的经济问题有很大直接的关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俄国农民当革命前,每年交纳沙皇政府的面包(谷类)只有四百万普特,在国内战争的时候,红军每年的收入则有四万万普特之多(的确数目字我不记得,但大概是这样),高出一百倍。为什么呢?并不是红军比沙皇要苛刻些,乃是俄国农民以前给地主纳的地租,实比直接国税高出一二百倍,现在农民不给地主了,红军将地主赶跑了,因此他可以拿出来更多的国税来,并且农民知道这种军事征发是暂时的现象,因此很少不愿意拿出来的。中国农村中也有这样的形势,现在中国农民至少是将他收入之百分之五十(有的地方到百分之七十)交给地主,若是革命政府将地主打倒了,向农民收百分之二十的临时军事征发,这对于革命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收入,而对于农民又是可以拿出并且愿意拿出的负担。所以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可以动员广大的群众来反抗敌人,并且是革命政府本身直接的存亡问题。他对于解决革命政府初成立后之经济问题,实在有莫大的直接关系。

  现在我们再说革命中的第三个困难,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困难。中国内部现在是有“人满”之患,若是现在一切失业的农民、兵士、贫民,在土地革命后都一定分得一块土地,则是可以使一部分中农——自耕农在革命后比革命前的土地反转减少,因为中国社会上的失业者实在太多了。但是若中农比革命前得的土地还少,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他可以因此而动摇。但中农无论在数量上或在生产上都是农村中之主要角色,他若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势力,则革命一定失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第一是共耕,这是在湖南苏维埃区域中已经实行过了的,全乡底农民,共同生产,又免得分配,又练习了农民底团结性,又可以增加生产力。这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但是这绝不能在全国中都可以实行,并且在绝对大多数的区域中都不能实行,在军事情形稍为缓和的时候,农民更是不愿意。因为农民是一个小私有财产者,他底集体性很不容易养成,尤其是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新式农具,很难得使他们得着共耕的经济前提。这个方法固然很好,但这不能强求,并且在革命胜利的开始,绝对没有施行广大范围的可能。第二种方法是减低农民底税,或者某个农民在革命后没有增加他底土地,甚至于稍为减少点,但他所纳的租税实在比革命前少的多,这样使他底生活仍是增进了不少。第三是增加非农业的社会工作,如修路、办实业等,自然这与移民开垦荒地一样,不是在革命后立刻可以开始大规模进行的,不过终究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兼纳并用,来逐渐战胜这个客观的困难。

  中国农村中耕地的总数量固然少,但是荒地在各省之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中,都占着很大成分。中国农村所以感觉“人满”的缘故,不是因为真正的农村人口太多,而是因为农民在苛捐、杂税、高利贷、重租重重剥夺之下,使农民破产,无力耕种,使耕地逐渐变成荒芜,使农民不能改良土壤,扩大农村的生产力。若当土地革命成功之后,这些封建势力都被打倒了,自然土地问题便可以容易的解决。

  以上我说了战胜这些困难的可能,自然这是需要革命者之很大的努力。“东三省”式的道路,面前摆着许多矛盾,“苏维埃”的道路,面前也是摆着许多困难。就在这两种“势均力敌”的客观条件之下,革命者及反革命者之主观努力,在中国前途问题之解决上便有了很伟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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