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唯物主义Ⅹ

Ⅹ

　　罢尔德所放最后一箭，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枉然自称为唯物论的，因为竟没注意物质上几个最要紧的分子，如气候与人种的影响。真正如此。我们读一读马克思的话：

　　如不论及较发展的社会生产之形式，则劳动之生产力乃关系于自然界条件。一切此类的条件可以归于人的本性，为何种民族等等，以及其四围的天然环境。外界天然的环境在经济上可分两大阶段，（一）生存之自然界的资本，就是：土地的膏腴及水中的鱼类等。（二）则为生产工具之自然界的储蓄，如：水泉、航路、森林、五金、煤等。文化之初期，能显伟大的作用者只有其第一阶段，至高等的发展程度，则及于自然界富源之第二阶段。（马克思《资本论》卷一）

　　虽然，要驳诘罢尔德虚伪的断言，也不是难事。假使历史唯物论说，人之环境不但是自然界还有社会，那亦不是像罢尔德所妄度的，他以为我们避开气候及种族，专言社会为人之环境呢。

　　无论如何，罢尔德却提起了这一问题，使资产阶级的头脑之中弄得一塌糊涂，也正不可不与以一明白解释。唯物史观本力求不断进步之中的历史的发展，自人之服从自然界至自然界受人之统治止。此一进步，同时有一随之并进的进程，令无量数人类的“图腾”自禽兽世界出发，而进于社会的组织，此等组织始终将集全人类为一。历史之进步的过程并非以“同类的异化，而是以异类的同化”为其特性。(42)所谓异化，如神话所传：《圣经》传言，人类出自三兄弟西摩（Sim）、哈摩（Cham）、霞菲德（Japhet）；或如塔悉德君（Tacit）所引德国古谣说，英智夫（Ingew）、伊斯德夫（Istew）、日耳明（Germin）兄弟三人之故事；或如斯拉夫古谣之言捷克、罗斯（即俄人）、略克（即波兰人）。科学研究与此正相反，日常我们眼见以及古代原始人类之研究，都可确定“同化”之意。

　　自然科学唯物论，于历史之中，尚有一矛盾点，正与此种唯物论之特点相连。其特点在于：自然科学之解释每种生物之特性必以生存竞争之适应环境为说，而于人类社会之生存竞争，他却否认此一进化原则，关于人类，自然科学唯物论却敢假定人种永久不变，——其实这样的人种永久没有的，亦决不能有。为此摇曳不定的观念所拘，而想调和此事实上的矛盾，于是自然科学唯物论之人种观念，竟至于如此不定的模糊的地步；我们看公朴禄维茨的话就可以知道真正说得不错：“此处实太任意或杂于主观的意见；竟没有脚踏实地，也没靠得住的支点，所以绝无积极的结果。”实际上诸种民族民种的交混相杂，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至于古代最早的文明时期，依俄国学者美池尼夸夫（Metchnikoff）的研究，可以证明，当时的民族已是极驳杂的古代各种种族的混合。竟至于大概的重要分子都不能找得出来。譬如，现在已很难说定，古代埃及的文明究竟大部分属于何种：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呢？而据迦勒底民族史，还可证明，黑种之所谓古史德人（菲洲土人），于巴比伦文化却有很大的功绩呢。假使我们不以种源及皮色而以语言来分别人种，那更困难。于每一言语学所分语族，如亚里语族（古波斯等）、西摩语族（犹太等）、蒙古语族之中，有种种种源不同的民族在内；罢尔德虽然对于某一政治界的“伟人”之民族万有说，稍加限制，然而他始终断定，民族性有非常之大的意义；他说，亚里语族在“政治的才能”上，高出于西摩语族万倍；实际上呢，此种比较，反而证明民族性绝无很大的意义。最奇怪的是，罢尔德引某一英国大政治家，而又不举名；他很可以读一读全世界知名的英国哲学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65]关于人种分别的话：

　　有种种奸诈，要想否认人类精神行动上社会的及道德的动力之影响，最普通的就是推委于人类“生来”的不同性质，内部的相异。(43)

　　历史的唯物论绝没有否认人种，而正相反，独有历史的唯物论才与此字以确定的观念。动物无不变之种，人类亦无不变之族，所不同的，不过是，——动物种类之变，服从自然进化律；而人类则有社会进化律。人类愈离服从天然界之程度，亦愈互相混杂其自然的种族；人类统治天然界之能力愈增，自然的种族之变成社会的阶级也愈完满。凡已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地，种族之区别皆渐变为阶级间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之内，“种族”并非自然的，不过是一历史观念，为生产方法物质的过程所约定的最后一等第而已，且服从此生产方法发展之公律，如考茨基之证实民族性的定义。(44)

　　并且，不但人类自身是从天然界而出，而且劳动之外界天然环境，有限制社会生产过程的作用。罢尔德说及气候，令人忆起，孟德斯鸠[66]亦承认气候为政治史之根据；文克勒孟（Winckelmann）用此原则于艺术史，而黑德尔（Herder）[67]用之于文化史，然都已稍加限制，或更扩张其意义；十九世纪白克黎（Bockly）以人类史为双方互动之结果：一方面是人的理智，别方面是气候、营养、土壤及其他自然现象。诚然不错，此一理论比之于目的论的或理性派的历史观，已是一大进步，——虽然，黑智儿说过：“不用给我说‘天’，因为现在土耳其所居之地，从前是希腊人住的”；而法国一东方学者戈比诺（Gobineau）[68]也否认气候之有影响于历史的发展。——黑智儿认历史之根据在于“绝对观念”，而戈比诺则以为民族之复合，这些理论当然不能算，对于自孟德斯鸠至白克黎一时代的历史学说，是一进步。白克黎（我们专注意于此派最有条理的代表），他没有注意的，刚刚是最有作用的一点，正是那一连系的关键，能令白克黎所指两方面联合而为一，变他的二元论的观点为一元论的。我们所指，就是物质生活之生产方法，以理智连系于天然界，而成一系，于是乃见理智依此“系”而得统治自然界，得自然界之奥秘以变成人类之生产能力。白克黎所没有懂到的，唯物史论却正注意于此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已可见：唯物史观，本没有因此而否认人类精神力之公律；更不明白，何以见得，唯物史观就不承认自然律，而一部分乃否认气候的公律。难道唯物史观说可以在北冰洋、北极地方经营农业，而在萨哈尔沙漠[69]中航海？正相反。马克思每每非常严正的注意人类生产中自然力的作用。譬如他说：

　　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在同一稳固的环境与同一工作时间之长短，则赢余劳动之数量当随劳动之自然界条件而变，亦与土壤之垦植力相应。然因此亦不能得相反的结论，仿佛最膏腴的土地最适宜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发达。此间尚有一最重要永久不变的条件，就是人之统治自然界。太丰富的天然环境，陷人于“稚子在抱”的状况之中。因之，而人之自己的发展力，失其不可免的必要性。资本的“亲戚”，不是极温暖的气候与其富裕的植物界，而是温带。不是土壤之绝对的垦植力，乃是土壤之异化及其自然产品之复杂性，为社会的分工之天然界的根据，而因此约束天然界之变更；此等天然界条件，令人扩充其需要增加其本能，而改进其生产工具及行为。当与自然力以社会的监察，当以自然力引入人之经济事业，当以种种辅助工具征服自然界，此种种“必要性”乃于工业史中有非常之大的最后决定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卷一）不用说马克思集中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寻出此等学理，单是上面所引已足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决不是绝不注意于自然力，或一部分不注意于气候之影响。

　　凡人能存在之地，生产之社会的方法能发展之处，劳动之自然界的条件，亦必在其过程之中；人占自然界的环境，改造他们，征服他们，而自然界之作用，遂因人之统治自然界的程度而逐渐减少。自然界的条件，于人类历史之中所有的作用，正在于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说到，概括而论，物质生活之生产方法规定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生活之过程时，就划去这一问题。每一时期之生产方法，在劳动与自然界条件之关系上，有每一时期的特性；在这范围之外，自然界于人类社会史中并不能参预。换言之，同一生产方法之影响于社会生活过程，不论气候、人种及其他自然界条件如何差异，都是一样的；而相异的生产方法，其影响于社会生活过程，不论气候、人种及其他自然界条件绝对相同，也必自有差异。此两假定，可以以历史的实例证明之；因为要增加我们凭证的信用，我们不引文明民族的例，——文明国家之中，人之统治自然界多少总已有进步，——故以野蛮地方为例，因为野蛮人之生活状况，差不多还完全服从自然界，自然界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虽然气候、人种大有差异，而我们可见：凡有公产制的民族，他们所谓罪恶、情欲、善行，甚至于风俗思想，都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自然界相异而自为发展的各民族，往往于人造的方面，他们却有相同的现象。拉法尔葛[70]盖以“人造的”各社会条件，故其说如此。我们因他最注意于人种及气候，所以特引于此。(45)所谓“凡有公产制之民族”，就是历史上过去的一时代之宗族社会，其一切生活过程皆相同，——此一说还可以引莫尔冈、考茨基、昂格斯诸人的著作，来做证据，而且非常之多。况且，罢尔德自己著作中也有一处说及文化之初各社会相同，亦曾引莫尔冈伟大的著作，他竟没觉得莫尔冈有唯物论的色彩。罢尔德既然承认，莫尔冈能证实全地球——自中国至北美——都曾经宗族社会制，而且“极有根据，得此结论：有几种民族，著者虽未得确证，然敢断言其亦必经过宗族社会制”。——既然如此，就算在上古时期，人类纯然服从自然界，历史上人种及气候又有什么特别意义？

　　我们可以再引一实例来证明，人种、气候完全相同，然因生产方法相异之故，影响及于一切生活过程。此一例得自二十岁之少年旅行家美国肯南（Kennan），他少年时即能自以深思考虑发见历史的唯物论，与马克思、昂格斯绝不相关，甚至于也不曾稍赖其同国人莫尔冈著作之助。堪察加岛北部有一种民族，名郭略克，总共约由四十家大宗族组成，所居土地非常贫瘠，仅以牧鹿为业。此种生产方法使他们不得不为游牧生涯。

　　“四五千只鹿，雪地之中啮青苔为生，数日间能尽一英里地方的青苔；当然非时时迁居就食不可。郭略克于是必营游牧生涯，否则鹿群无食势必饿死，而鹿之生死，大有关系，——郭略克人本专赖鹿肉鹿皮为生。”郭略克人生产方法与其自然界环境之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其稚气的宗教思想也带此种色彩。他们的宗教，专崇拜恶神；宗教师自受鞭笞以证其心会神灵。假使宗教师而能禁得起拷掠，不致昏晕，即可自认为恶神之侍者；——固然稚气可笑，然竟有因此而吞食烧红的煤炭等等行为，实则纯为自欺的欺人者。

　　这是此种环境中唯一可能的宗教：——即使野蛮的愚昧的回教徒，迁居于东部西伯利亚，愁惨的斯塔诺尾山脉中；几百千年永受暴风飞雪层冰霜镝，而莫明其妙；疫疠一起群鹿尽殁；往往突现“北光”（天文界之现象），如火如荼，耀熠全宇；传染灾瘟居民多死，而对之绝无办法；——那时他们也渐忘其亚腊·谟罕默德[71]，而成幻术教徒（Charmanists），与西伯利亚之郭略克人同。(46)

　　俄国希腊教会竭力要想同化西伯利亚之异教徒于基督教，而传教徒的成绩仅仅在落寨的民族中；至于游牧民族的郭略克人，传教徒无所施其技；肯南说得真对，要同化他们为基督教徒，第一先当彻底更改他们的生活形式，——即其生产方法。

　　此种生产方法不但固定郭略克人稚气的宗教，而且还增进种种野蛮风俗，甚至于否认肯南所谓“人性最强之动力”。郭略克往往杀老者、病人之已无希望者，即日处死，或活埋或以乱石击杀，强力致死，往往描写得非常精确，细如毫毛不遗余痕。一切郭略克人都认强力致死为“寿终正寝”，人人都预知其死必出于其亲友之手；亦无愿以他道毙命者。西北利亚土地的贫瘠与严冬的寒酷，使人不得不以驯养鹿群为生；因养鹿故不得不游牧；游牧时老病自成赘累，病者健者两苦跋涉；所以遂有此以杀戮为行善相怜之办法。”肯南屡次断言，此称恶劣风俗并不足以证明郭略克人根性的野蛮，这是生产方法的结果，游牧者郭略克人因之而成廉正好客，宽洪大量，绝无拘束，然而盲目的民族。郭略克人对待妻子非常亲善；肯南居郭略克人中二年，未尝见其人一击女子或孩童，郭略克人对待肯南竭尽招待之谊，“即使在文明国家基督教徒之中，也是少见的。”

　　有一次，三四百郭略克人失其鹿群，不得不改营落寨生活。他们于海岸得潮水拥上的树木，始盖屋宇，渐以捕鱼、猎取海豹为业，又每每网取鲸骨，——鲸油已为人取去，偶然为海波所拍，浮近岸边的。他们已与俄国农民及美洲捕鲸者发生商业关系。肯南所述，已明言此种生产方法上之变更，遂将郭略克人之生活过程完全改革：“篇申海唇（Penshin）之落寨的郭略克人，是全部东北西伯利亚土人中之最无廉耻、愚蠢可恶的民族……他们对人非常之蠢恶残狠，无耻欺罔，且又谄鄙。由各方面看来，正与游牧的郭略克人相反。”此下，肯南更从通商关系，详述落寨的郭略克人根性上变更的原因，而作结论曰：“我对于游牧的郭略克人深致好感；然落寨的郭略克人，却是北亚西亚全部，自白林海峡至乌拉尔山，最不好的民族；我所见的，唯此一种而已。”可是此处人种气候关系上，以及其他自然界条件，于落寨的与游牧的郭略克人之间，即使以最强的显微镜，也看不出丝毫异点。

　　【注】

　　[64]公朴禄维茨，今译龚普洛维奇（Ludwig Gumplowicz，1838—1909），近代社会学家、公法学家。原籍波兰。主要著作有《国家法哲学》、《种族斗争》、《社会学大纲》等。

　　[65]弥尔，今译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4—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著有《逻辑体系》（严复译作《穆勒名学》）、《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66]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严复译作《法意》）等。

　　[67]黑德尔，今译赫尔德（Johann C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思想家、作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著有《关于近代德国文学片断》、《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批评之林》、《论语言的起源》等。

　　[68]戈比诺，今译戈宾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社会学家，种族主义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论人类种族不平等》，还著有《波斯史》、《文艺复兴》等。

　　[69]萨哈尔沙漠，即撒哈拉大沙漠。

　　[70]拉法尔葛，今译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主要创建者之一，马克思的学生和女婿。主要著作有《美国托拉斯》、《解释历史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回忆马克思》等。

　　[71]亚腊·谟罕默德，今译阿里·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领袖的称号。

　　(42)见公朴禄维茨（Gumplowicz）[64]之Der Rassenkampf，S．184，此书甚有价值，最有趣的是其中有许多与唯物史观相符合，而亦有与唯物史观相离者。阅考茨基之论文便知。见《新时报》（Neue Zeit）1，537号以下。

　　(43)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Ⅰ，390．

　　(44)考茨基：Die moderne Nationalität，见《新时报》（NeueZeit），5，392。俄文译本题作《民族问题》。

　　(45)Lafargue，Der wirtschaftliche Naturialismus nach den Anschaungen von Karl Marx，S．32．

　　(46)肯南之《西伯利亚之最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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