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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二六年的北伐


  当时全国的工农斗争都在剧烈起来,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在发展。国民党内部左派的势力——大部分是工农势力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学生及下级军官等,也在增长起来。于是提到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当时的北伐,在工农群众方面是要推翻北方军阀,以及一切军阀的政权,建立全国的劳动平民的政权,扩大工农群众的自由,并且把国民党完全变成工农群众的党。在资产阶级方面,却是要想利用北伐扩充自己的地盘,将北方军阀的政府取消,设立自己的政府,也要用国民党的招牌,一方面可以得着中央政府的地位,去和帝国主义各国做买卖,要些让步,别方面用全国民族利益的名义,禁止工农的阶级斗争。

  蒋介石决定举行北伐以后,便藉口北伐,一方面进攻工人农民,一方面扩充自己势力。说北伐要紧,后方要平静,不可捣乱。说工人不可以罢工,并且要加紧做工。说农民不可抗租抗税,反对土豪劣绅,以致阻碍政府税收,减少北伐经费等等,国民党的其他军官也是如此。他们实际上都是加捐加税剥削工农,扩充军队,到一处便多一处收入。

  工人农民对于北伐,认为在北伐之中是可以发展工农的势力的。蒋介石在北伐中可以发展其自己的军事财政势力,工人农民便能发展群众的势力,因此也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对于在广东的禁止罢工,不准农民反抗地主等,也竭力反对。

  北伐使中国的革命更加扩大范围,使革命更高涨。这一种高涨的情形,激起全国的革命运动,影响国民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反对蒋介石。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破产、失业、穷困等等原因,对于革命的要求,要切急些,比民族资产阶级的胆子大一点,主张也比较激烈,普通的叫他们做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人蒋介石等,主张和平些,能和帝国主义等易于接近,他们又特别怕工农势力,比怕帝国主义还厉害,这类人叫做右派。在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权势薰天,号称左派的领袖(汪精卫)等,逃的逃跑的跑了,一时软化的软化了。五月十五日以后,蒋介石引进了许多地主封建分子参加了国民政府,不但压迫共产党,并且压迫左派。

  蒋介石在北伐开始,便能得国民政府的军事全权,做了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一切事情都是他大权独揽。在北伐中间,各地民众斗争日益发动起来,尤其是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及上海。工人的罢工运动有几万几十万人参加,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几百万。各地民众直接起来打倒当时的土豪、绅士。这些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一面发展工农组织,一面联合起来成为地方上的国民党党部。这种民众团体有些地方直接变成当地的革命政府,发布命令逮捕反革命派,枪毙豪绅,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这种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内的左派兴奋起来,反对蒋介石的专政。十月十五号,国民党中央因为北伐军已打下了很多地方,要讨论如何工作的方针,便召集了全国各省党部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到会的人有左派,有右派,左派比较有势力,这个大会便有些反对蒋介石独揽军权,随意处置事情,不照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同意,主张提高党权,以抑制蒋介石。

  北伐军出发,首先便打湖南。湖南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起,农民运动已经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了。到这时候,湖南到处的农民都起来响应北伐军,帮助北伐军打北方吴佩孚的军队。北伐军到一处便胜利一处,很快的就打到了湖南省城长沙。

  农民既经北伐而起来斗争,他们的组织(农民协会)大大的发展,大概算起来,组织在农民协会之内,及与农民协会发生关系的农民,在湖南全省合起来有一千万以上的人。他们有如此大的势力,便要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了:第一,便是帮助北伐军:送茶饭,引路,做向导,当侦探,组织了的农军骚扰北方军阀的后方,参加战争等等。第二,便是捉捕驱逐乡村里的反革命派,地主、土豪、劣绅。第三,反对乡村里的旧习惯,反对敬菩萨,拜神道,供祖先等的迷信。第四,要求土地,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要求。他们最苦的事情,便是没有土地,这时候便起来要土地了。开始就是不缴租,不还债,将压迫他们的地主、豪绅、恶霸杀死。再进一步,他们觉得地主、豪绅等管理乡村里的事情终不公平,终是保护地主豪绅,欺侮农民,于是将一切地方上的事情都不要绅士、乡董、地保等来解决,都到自己农会里来解决,这便是湖南农民在北伐中所得到革命胜利,这件事叫做农民自己夺取乡村政权(管理乡村中一切大小地方上的事情)。

  十月十日北伐军打下了武昌城,汉口、汉阳早就打下了,北方的大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即把残军立刻退去,湖北便都归北伐军管了。接着便由湖南、湖北双方夹攻江西。到十二月里,孙传芳[54]大败,江西也打下来了。湖北、江西的农民也与湖南的差不多都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与地主豪绅斗争。

  同时湖北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的工人运动,非常高涨,是以前所未看见过的。在北伐军还没有到武汉的时候,湖北的工人便不断的罢工,宣传推翻吴佩孚等等的斗争。到打下了汉口、汉阳,包围武昌城的时候便帮助北伐军打武昌城,很多工人在城下牺牲了。武昌城一打下工人运动更加高涨:

  (一)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将反革命的资本家赶走或者捆起来。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举行了很多的罢工,前后共计差不多有三百余件,结果大多数得到了胜利,增加了工资,减少了工作时间。

  (二)组织工会。在吴佩孚的时期,只有很少的工会,并且都是不能露面的,秘密存在的。到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工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统统组织起来了,各行各业,各个工厂,各个商店的学徒店员,差不多没有一个工人不加入工会。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武汉三镇有三十几万,湖北全省有五十几万。有几百个小工会,几十个大工会。各个纱厂工会联合起来组织纱厂总工会。各个铁厂工会联合起来组织了五金总工会。各个店员工会联合起来也组织了店员总工会。各个码头工会联合起来组织码头总工会……等等。并且组织了湖北全省总工会。

  (三)各个工会组织了纠察队,教工人使用枪炮,这样武装训练工人,是要使工人能自己拿着枪炮去打反革命者,是要使革命的力量更充实起来。

  (四)组织了劳动童子团。这时候革命的高潮,不但激起了全中国的大人知道要解决自己的痛苦要革命,就是七八岁、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要革命了。武汉三镇及北伐军胜利的地方都组织了童子团,加入的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弟。他们也帮着做各种事情。

  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新年(一月一日到三日)的时候,全体武汉工人、学生、商人,都起来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庆祝北伐的胜利。这时英国帝国主义非常害怕,便在汉口英租界上布起电网砂包,水军登陆,预备向工人进攻。在一月三日那一天,工人宣传队及军官学校学生到街上来讲演,跑到英租界时,英国军队不许,并且打中国人,于是激起了工人市民的反对,发生冲突。英国水兵在冲突时便开枪杀人,杀伤了好几个中国人,杀死了一个(?)车夫。于是全体工人起来反抗,工人纠察队便占领租界,全体工人为国民党政府的帮助,与英国人办外交,结果英国租界被中国人收回,归中国人管理。在这件事情里汉口工人阶级的力量,使英国帝国主义屈服,这件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更表明工人阶级力量的重大,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之勇敢和坚决。促进中国的大革命更向前发展。

  在英租界收回以后,湖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开会,到会代表数百,代表工人五十余万。工人运动的发展不仅在武汉三镇,在各县都发展起来了,大冶、宜昌、沙市等地都有了许多工会的组织,都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为了工人的利益而斗争,如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等等。

  北伐军打下湖南、武汉之后,震动了全中国,浙江省长夏超[55],便想投机,投降北伐军,在杭州独立,倒孙传芳的戈。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五卅之后,从未停止,到这时更是磨拳擦掌,预备着起来暴动,推翻军阀的统治。在一九二六年的年底便起来暴动。夏超这时也已起事,派兵打上海,因为兵力太弱,失败了。上海工人的暴动呢,也因准备不够,没有武器,组织不完善,时日没有选择好而失败了。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暴动。

  从五卅到这时的中国革命,可以看得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想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使中国的革命只要仅仅达到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目的,不要过于发展。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民国十四年)到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民国十六年)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工农力量一天一天加大,工农力量愈加大,民族资产阶级心里便愈恐慌。第一次在五卅运动发展中,开始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的,最后便退出,并出卖工人。到了省港罢工扩大,广东工人运动高涨,农民运动发展时,民族资产阶级又恐慌起来,发生“三月二十”事变,企图用军队的力量限制工农势力的发展。不过这个计划得不到多少成效。于是出师北伐。可是北伐中蒋介石一派固然增强了一些军力,财政收入也有了来源(占据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几省地盘),但是群众势力,增长比他更大。北伐军打下湖北、江西以后,形成了两个形势:一方面,工农和为革命高潮所激动的小资产阶级,还拼命地推着革命往前发展。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见到工农民众势力的强大,心里着慌起来,想拿革命领导权完全抓在自己手里,可是事实上还做不到。

  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已经迁到武汉,却在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监督之下,蒋介石等军阀不能任意横行。蒋介石便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做幌子,在南昌独树一帜,表面上虽还没有破裂,实际上呢,已经互相对立了。武汉当时的力量比南昌还强,国民革命军大部分都归向革命的武汉,受武汉政府的支配,一小部分不敢助武汉,也不敢助蒋介石,站在中间,观看风色。蒋介石便成为大家不信任的人,非常孤立。

  蒋介石既到了这步田地,便不得不另设办法,扩充自己的势力,与武汉政府对抗。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向反革命路上去,革命的道路他再也不敢走了。扩充势力的方法只有两个,第一与帝国主义勾结,第二扩充地盘添招军队,压迫工农。于是他便继续向上海打,以便易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民国十六年)初攻下杭州,由沪杭铁路(由上海到浙江的杭州)向上海进展。

  上海工人阶级在第一次暴动失败后,仍旧继续准备第二次暴动。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听说北伐军快到上海,上海工人便又立刻起来暴动,这次暴动也失败了。失败原因:第一,准备未妥,第二,因为蒋介石有意迟缓行军,企望上海工人受了很多的打击,等他自己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工人阶级已被北方军阀打败,不足惧怕,那时他便容易来压迫上海工人了。因此他叫白崇禧在沪杭之间,停兵不进。

  这时武汉政府也发兵东征打南京,派第二军、第六军等军队从安徽向南京开。

  [54]孙传芳,见本卷第64页注53。

  [55]夏超,当时任浙江省省长,1926年10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宣布浙江独立,响应国民革命。后为孙传芳派兵镇压,夏超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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