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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新的现实


  中国1911年以来,万里长城为怒潮所冲破,依稀的晓梦“初”回,满天飞舞的“新”“主义”“哲学”“论”……无限,无限。

  然而,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辈青年,刚处于社会思想史的“峰腰时期”。有清一代对宋学的反动,汉学的今古文派,佛学派,到光绪末年——二十世纪之初,“梁启超,刘申叔,章炳麟诸人后,突然中绝。从此时起,西欧日本新学说如潮的“乱流”湍入。东西文化区别界限之大,骤然迎受不及,皮相的居多。中国此时一辈青年,所受社会思想的训育可想而知;旧的“汉学考证法”,“印度因明学”,不知道;新的,西欧的科学方法,浮光掠影得很。同时经济状况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发生,自然而然,自由派的民治派的思想勃起,浮浮掠过。他们的确知道“要”了,可是他们只知道“要”……要自由,要平等……“怎么样?”“是什么?”蒋梦麟说“问题符号满天飞”,其实就因为问题符号只在飞,可见还不知道怎样设问,怎样摆这符号,何况答案!

  再加以总原因:中国向来没有社会,因此也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对社会现象向来是漠然的;现在突然间要他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从没有这一层经验习惯,一下手就慌乱了。从不知道科学方法,仅有热烈的主观的愿望,不会设问问及社会问题之人,置于社会现象之前,难怪他眼花撩乱。于是大多数所谓“群众的”青年思想,突然陷入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旋涡里,或者是“西洋的”亚里士多德的论理监狱里。——

  “总解决与零解决”,“改良与革命”,“独裁主义与自由主义”,“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有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集权主义与分权主义”,群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彻底与妥协……如此无穷无尽,两相对待:“你们是反对分权主义的,那一定主张集权了”——“专制了”——不是这个,就一定是那个!头脑不妨如此简单,社会现象可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假使除“要”之外,还有看“所要的”眼睛在,细细的带上克罗克眼镜看看清楚,我们就可以知道上述的许多“外国字”,——西欧文字,对于中国人,实在难学难懂!——都是人造的抽象字,从社会生活里“抽出来的象”;不是有了集权主义“四个中国字”才有集权制度的!“抽象名词爱”的青年当再进一步看看现实,那时才知道实际生活,社会生活中每每是“非集权非分权”,“非彻底非妥协”,“亦总解决,亦零解决”……现实是活的,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立一理想的“主义”,像中国写方块字似的一笔一笔描在白纸上去的。……“不是那个,就是这个”的“西洋”笨逻辑,东方人所笑的,现在自己学来了!

  世界上不少资产阶级,世界上也不少布尔塞维克的仇敌。真正浸身于赤色的俄罗斯,才是现实的世界涌现;再听西洋的“评论家”笑骂共产党的主义:“是马哈依主义,是新军国主义,是巴枯宁主义,是拿破仑主义,”诚然不错,布尔塞维克是如此之派调,——在那一定的时期中。不在于拘守“主义”,死的抽象词;抽象名词爱的“思想家”“学者”,一定要拿抽象名词做尺来量他们,也是无法!“或者像‘……主义’罢!现在又成‘自由主义’罢?”……不在于此!而在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

  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有现实的宇宙。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这“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亟起直追!现实世界中“奋斗之乐”,就是他的报酬。于现实生活,社会之动流中,须得实际的论证方法,那才走得人类文化史的一步。中国当代的青年!注意为是。……先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说“怎么样?”……至于“我们”“要什么?”且放在最后再说。

  (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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