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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七五”农潮始末(6)


  过了两天,陈炯明回汕头,我们也和他一路走。我们时时向他宣传,有一晚在途中岐岭的地方宿营,陈炯明与劳工同志谈论了一夜,到天将光才睡,劳工同志极力向他宣传。次日陈炯明对机要课员说:“李劳工是不是彭湃的党徒?”机要课员说:“他既同来当然是。”陈说: “这个是伟大的人物!”

  到了汕头,我们又去找他,提出解决释放农民问题。陈说:“这件事现在只有分散绅士的势力,由我先写信叫我的六叔不要理;同时并写信劝导老绅士动以利害,使他势力分散,就易于进行。听说你们从前在海丰招集农民五千余人去司法衙门抢犯人出来,实在使社会上人士对农会发生恶感,并闻杨秉为说你向他借用驳壳,有无此事!”

  我们: “借驳壳无其事!”

  我们经过这次的经验,更觉以要求陈炯明释放农民是笑话了,所以我们就退了出去了。

  次日,陈炯明叫人来请彭湃到总司令部,我以为他是来磋商释放农民的问题,不料他是叫我同他一齐到惠州去帮他的忙;并定明日就要出发,叫我准备一切。我当时只有含含糊糊的答复他,他并嘱军需长处交二十元给我做零用,他就转入房去了。我也回去召集劳工务农林甦陈魁亚诸同志出来磋商这个问题。决议:

  “湃同志回海丰既不能,留汕头也无大的作用,不如与陈炯明一齐到惠州,时时催促他,或者海丰绅士官僚知道你与陈炯明一齐去,他怕你将来会做大官,或可对我们让步,甦同志在此设法维持后方。”此主张多数赞同。可是我(湃)的意见始终都是怀疑:“做农民运动,这些方法是错误的,还是要从农民运动的根本方法,发展农民运动去求之才对!”可是我这些意见多数不主张。

  为尊重多数意见,乃不得已同陈炯明出发,我把行李携到总司令部去了。此时街上警察军队大戒严,是因陈老总经过。我们到了总司令部,看见绅士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面团团肚肿肿的一些怪物,纷去沓来与陈送行,我看了不知几多火起,恨不能把他一概用机关枪扫光!于是我更以为主张到惠州之政策为不对,为绝对无用。此时适劳工同志来,对我说:“你去后此间同志一个钱都没有,饭尚无可食,怎样活动呢?”更确定了我的观念,乃取电纸拟一电以告陈炯明,说:“湃的母亲病危在家,要即回家省亲。”陈看了电说:“我是从海丰汕尾经过的,你可同我一路。”我说: “我尚有舍弟的家眷要我带回去的,所以我从陆路出发。”陈说:“也可以,你母亲病好当去惠州。”我说:“是的。”

  这时我脱离了陈,精神都轻快起来!

  马上就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于汕头,我们的目的:(一)是联络各县农会声势来援助海丰农民;(二)是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

  这个时候,因我是海丰人,以素崇拜官僚的潮汕人,当是要看重我。

  于是乃出发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联络,其旧式[18]的先成立惠潮梅农会筹备处于汕头,再联合五华的农会,并定期开各县代表大会。计当时加入者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十县。并向潮梅总指挥立案;并一面电告陈炯明以发展之状况,并说农民群众已渐觉醒起来。又一方面向各机关捐款,初时甚难着手;后陈炯明自惠州来电,语意说得非常赞同,而实不主张有农会之组织,在不知陈炯明的心内藏甚么东西的人,是绝看不出陈炯明是厌恶农会的。我们就把这封电登在报上,并派员向各机关捐款,各机关官长以为陈都赞同,乃纷纷捐款,约可得千元。但交实得五六百元。乃一面寄回海丰去,并一面将当地农民运动如何进步,如何发展之速以电报告陈炯明,陈炯明以为农会由海丰而发展于潮梅,竟有十余县,并且有数十万会员,彭湃此人若不加以注意,将来是足为东江之患的。所以陈炯明时常都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湃,意在向我们联络。

  惠潮梅农会成立后一个月间,陈炯明来一个电约五六百字,里头大意说:“彭湃先生鉴: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君品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请即来惠城,共商革命大计,勿却为荷。炯明。”

  我们接到这电报,就知道他是要我离开汕头,并指出此时不是人民组织团体带领老百姓革命的时期。所以我们便复一电给他,大意说:“陈总座鉴,电敬悉,所云甚是,但无论在武装革命或文装革命,应以群众为革命的助力及声援,乃能取得胜利。故在武装革命时期组织人民是有利于革命之进行,革命如离开大多数人民群众结果总是失败。湃本拟即日首途,以此间成立伊始,事务太繁,非理一二星期不能抽身,何日起程赴惠,当再奉闻。彭湃。”

  过了一个星期,陈炯明又再来一电,说: “彭湃先生鉴,刻有一重要事件待商,请即日来惠,至盼,炯明。”

  我们这个时候以为若不去惠州见他,敷衍他,恐怕他对于农会及各同志难保无怀疑之处,以致农会进行受阻。并可因陈炯明之请,道经海丰,一班绅士,必能让步,乃决定赴惠。其中并有以下原因:

  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海丰农友的消息——时常和我们通信,很盼望我们回去恢复农会,其要求之目的有三点:

  一,在有农会的时候,地主不敢十分加租,吊田迫旧新租等等去压迫农民,土豪劣绅警察与及县城的流氓都不敢鱼肉农民;农会解散之后,他们就向农民进攻。

  二,在有农会的时候,军阀官僚抽派军饷不敢十分硬派农民,即有之,如以农会团体之名义去请求也可取消或轻减;农会取消之后,农会如无主孤魂,任人派勒。

  (注)我们当农民被派军饷的时候,我们去质问官厅说:“你们派军饷是不是要钱?要军饷是不是要快些得手?你们要军饷是去得罪少数人好或去得罪多数人好?如果是要钱,就请去派富家,不可去派穷民——农民,要军饷快些得手,也是要派富人,因富人怕死,故交钱易而且快,富者少数穷者多数,派富人不过得罪少数人,派穷人得罪多数人。”这几句话海丰农民是说惯了。

  三,在有农会的时候,农民间有甚么不能解决时,或发生轇轕时,就有一个农会来排解,免经过绅士官厅的手;农会解散后就感受困难。

  我们(湃,劳工)回海丰,惠潮梅农会交林甦陈魁亚杜式榜三人维持。我们何以敢回海丰呢?就是陈炯明一共打了十几个电报请我们去惠州。此外还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但因海丰农会解散之后而消沉,并且因解散之后而联合了十余县的农民(虽不十分可靠,但声势足以夺人)结合一个惠潮梅农会,已经是令人注意不少,而且汕头的报纸时常登农民运动的消息,所以海丰的反动派,觉得我们有了更大的势力,这两个原因就是使海丰的反动派对我们让步的。

  所以我们一到海丰,就宣传这两件事实,就可自由行动,王作新的通缉等于消灭,王作新闻我们回海丰,竟对人说:“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不过他做事过激,我是他的母舅,本来是很好的亲戚。”

  钟景棠在海丰,闻我们回海丰,也派了一个他的亲信人彭某到来我们处,说:“钟师长是很拜服你们的人格的,闻你们在汕头成立农会,农会本来是好的,不过一班老头脑不清楚耳。又闻你要去惠州或者有事相拜托……。”

  很多人以为钟景棠是要骗我们去入他的监狱,但我就不相信,一直去见钟景棠。

  钟对我握手谈话,先问汕头的农会如何?你去惠州有何事务?

  我:“汕头农会有了惠潮梅十多县之组织,发展甚快,将来必可为总座之助。总座屡次来电催我赴惠,本当早日首途,只因各处会务太繁,未得抽身。近接老总来电说有革命大计磋商,当必是很重大事件,所以不得不赴惠见见总座。”并出电报示之。

  钟: “我昨日派老彭去你处,他有去否?”

  我:“有!”

  钟:“农会本是好的,我是很赞成的,社会主义我也看过,确是很好的,不过要有步骤,如上楼梯,一级一级上是很安全的,不经楼梯一跳就要到楼上,结果只有失败,故我以为你们做事太热心太急进了,应慢慢地来。至前次解散农会捕农民的事,并不是我主张,不过当时王县长等及全邑绅士来电告急,谓海丰土匪暴动,我是驻防海丰的负有责任,若不派兵,倘有事变,责任在钟某自己担的,若我当时知道只是农会开会,我定不派兵。以后王作新叫我捉你,我还不主张!”

  我说:“是的!这难怪你,这不但我很明了,即二十余万农民也会原谅你。不过当时如没有你派兵,王作新是不敢作怪的。不过王异常可恶,他自己不做恶人,要恶人送给你做,用你的刀来杀人,以致个个怒你。王作新对人说:解散农会不是他而是你,你是上了他的当……”我的话未完,钟就说:“王作新很坏,我是不久要换他的,不过他是老先生,一方面找人做县长是极难,故找不到,我的招牌是给王作新涂乌了!”

  原来钟景棠因与王作新争某一笔款之故,致暗中互相冲突甚利害,故他也诋毁王。

  我说:“被押农民到今半年未放,这是易使农民对你不利的,因为个个都受了王作新的骗,一切罪恶都归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希望你去解释,把被押农民放出来,我到惠州也可把这件事去报告老总(指陈逆)。”

  并谈几句闲话乃出。

  [18]本文的各个版本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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