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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得出来,胡杏正在使唤一种坚韧无比的忍耐力承担着这些话的分量,那眼泪象湖水一样淹没了她的赤金色的眼珠子。何胡氏看看儿子,又看看丫头,不觉越看越气。正待发作的时候,使妈阿贵来通知她,这已经是子时了,香、烛都点起来了,四处都有烧炮仗的了,她也应该接神开年了。她没法,只得顿一顿脚,咬牙切齿地说道:“大年初一,我又不好揍你!弄脏了我的手,呸!记下来,记下来,给你好好地记下一笔!”说完了,才摇摆着那干瘪枯槁的身躯,到神厅外面拜神去。

  【三、一线天】

  到了阳历五月初,上海的天气也渐渐地闷热起来。周炳觉着一切都不如意,十分闷损。他好象叫人抛弃在一个孤岛上,和整个世界都隔绝了。他好象叫人关在一个黑暗的地窖里,看不到一线的光明。他好象大病了一场,那浑身的劲儿都阳散阴消。他所熟悉的人,如今都没有音信。他所熟悉的那个天地,如今都没有了动静。他十分后悔,来错了这上海,如今只应了一句古话,叫做“人地生疏,所谋不遂”。他时常回想起广州起义,觉着很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够在三天之内,干下那样惊天动地的事儿,可是在半年之内,却什么事儿都不干!他时常望着自己的一只大手出神。这双手曾经抓过铁锤,拣过猪屎,也曾拿起枪和敌人拼过命,如今那上面的茧皮,正在一层一层地往下掉呢!每逢想到这种地方,他就想哭一哭,叫一叫,要不就唱个什么歌子……

  这天晚上,春兰把菜饭照样端到三楼上,周炳却不想吃,穿着广州带来的,如今已经显得又窄又小的学生装,到北四川路去吃牛腩粉去。吃完了牛腩粉,他不想回家,就信步朝英大马路走去。在英大马路走了一阵子,只觉着灯光辉煌,行人拥挤,商店里堆满了洋货,他一件都不需要,也一件都买不起,就没有什么味道,跑到永安公司逛“天韵楼”去。这天韵楼和广州西堤大新公司的天台游乐场相仿佛,京戏,影戏,绍兴戏,扬州稽戏,文明戏,魔术,杂耍,评弹,苏滩,真是要什么有什么,十分热闹。

  他本来是个戏迷,平时到这个地方,总要把那各种各样的戏,来一回、看一样地轮着看,一坐下就看得津津有味儿,舍不得走。今天却是奇怪,不管看哪样戏,总是心神不宁,看不下去。那些做戏的越认真,越卖力,他越觉着难过,越觉着可悲。于是他这里挨一挨,那里靠一靠,盘盘桓桓,老落不下脚。早有旁边一些人,把他的行动看在眼里,以为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定另有所图。不久,一个老年妇人就朝他走过来,在他的耳朵边,用上海话说道:

  “白相姑娘要哇?年纪轻轻格,交关便宜……十只洋!”

  周炳刚听得懂上海话,但是没和别人谈论过这一类的事情,登时脸都红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在踌躇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从远处走了过来。这个姑娘身材苗条,鹅蛋脸儿,梳着一条大松辫子,穿着白洋布滚蓝边的大襟衫裤,浑身是个学生打扮。一眼望去,和当年演《雨过天青》的时候的陈文婷仿佛相似。她走到周炳面前,轻盈地笑着邀请道:

  “去,到阿拉屋里白相去!”说着话就动手牵他。他见那姑娘这样大方,不觉吓了一跳,连忙挣脱她的手,结结巴巴地说起上海话来道:

  “阿拉……阿拉,铜钿……唔没格!”他甚至一面说、一面拿手比划着,表示他没有钱。但是他一开口,那个姑娘就听出他是广东人,立刻改用带点广西口音的广州话和他说道:“别那么小气。你浑不象一个广东人!”他一听见她说起广州话,不免触动乡情,立刻抓住她的冰冷的手,满心欢喜地问道:“你是乡里?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姑娘淡淡地说:“我叫苏虾。别问那么长篇,快到我家里去消夜去吧!”周炳只是不肯走,使唤一种非常老实、非常诚恳的表情打算对她说明真相,自己当真没有钱,最后还问她道:“你既然是一个广东人,为什么跑到老远的上海来做这种事情?”

  那个姑娘看见他只顾瞎三话四,毫无诚意,生气了。她顿着脚说:“你这个人真是个阿木林。人家是生意!人家是要吃饭的!谁跟你胡混?谁跟你尽倒乱扯?”说完就悻悻然地和那老年妇人搀着手走开了。周炳心烦意乱,再也呆不下去,就下下楼。走出南京路,又沿着黄浦江、苏州河,慢慢步行着走回北四川路。

  走着、想着,想着、走着,迷迷糊糊地步到虬江路口。他无意中往西边一望,看见走进去不远,那里团团围着一堆人。在那一堆人中间,有一个人站得高一点,正在高声说着上海话。周炳快步走过去,见那一堆人总在一百人过外,都不声不响地在听演讲。灯光很暗,看不清那演讲人的面貌,只听见他在讲国耻纪念、二十一条约的意义,又讲到几天前才发生的济南惨案,最后讲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那个人在慷慨激昂地讲着,另外有一个学生装束的青年人,在听众当中散发传单,一个人一张。

  周炳仔细一瞧,那散发传单的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三家巷陈家三小姐陈文婕的未婚夫,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干事,党棍李民魁的堂兄弟,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这李民天也因为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今年寒假期间跑到上海来,说是在一间什么大学里暂时旁听,其实是看看风头。周炳在张子豪家中见过他两三回,——虽然小的时候,彼此很熟,后来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也一道进出,可是自从李民天表示对革命消极之后,他们就不大来往,因此在上海见面,也话不投机,没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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