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2)_茅盾

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2)

　　四

　　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代表大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投降帝国主义而出卖革命，而血腥屠杀当年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鲁迅是目睹的，是万分愤慨的。当票时，同是青年而或者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卖友求荣；或者慷慨就义，宁死不屈，鲁迅也是目睹，是万分愤慨的。这些血的教训，最终轰毁了他多年来据以观察、分析事物的进化论思想，转而求索那解决人类命运的普遍真理，他开始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本来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战斗纲领是一致的；他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革命、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鲁迅思想中这一主导力量，决定了他思想中的进化论思想和唯心主义成分必然会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被克服。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短短数年内，鲁迅通过勤奋的学习和英勇的斗争实践，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

　　由于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鲁迅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一贯的，坚定的。而在他弄通并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过程中，他又锐敏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将决定共产党的未来，亦即中国革命的未来。虽然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可是他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已能辨明平方向，而自觉地坚决拥护正确的一边，这表现为他对领导正确路线的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一九二八年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争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急待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科学的论断，以便澄清思想上的混乱。那年八月，鲁迅曾在回答一个读者的信中说：“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

　　这里，鲁迅提出“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意思是，如果要对唯物史观有真正的理解，化为自己的思想的血肉，则除了钻研正面教材以外，还得阅读反面教材。而在那时，一些自称唯物史观的评论家其实连正面教材也没有看过原版，只从一些稗贩者手里间接弄来了若干公式。因此，鲁迅要求有“切实的人”认真做运输精神食粮的工作。这个工作，鲁迅不久就自己来动手做了。

　　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以及日本人辑译的《文艺政策》（这是根据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召开的关于文艺的党的政策讨论会的记录等材料编译的）。这几部书，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十月革命后俄国文艺界的论争和结论等等，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虽然其中并非完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无疑有助于解决我国当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并推进革命文艺的健康发展。

　　鲁迅又热情地翻译、介绍了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作品。他自己翻译了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并为绥拉维摩维支的《铁流》（曹靖华译）的出版，费尽了心血。他赞扬这两部小说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在当时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也充满着“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因而这两部小说的翻译，不但鼓舞了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战斗的革命群众的士气，也使广大读者从书本联系到自己国家的现实，坚定了对革命的信仰。

　　此外，鲁迅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作品以及沙俄时代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等。同时他和从前一样，热情于介绍、翻译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文学作品。鲁迅介绍那些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英勇地求解放的作品，不光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它们“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和它们的“境遇”相当近似，不但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且都有长期坚强反抗的历史，读了这些作品，易于“心心相印”，互相支持，互相鼓舞。这就把翻译、介绍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作品的工作，提到了全球性的革命战略的高度。在这里，鲁迅的翻译、介绍工作，是紧密地配合了各个时期中国革命的需要的。

　　鲁迅不把翻译方法看作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原则问题来处理的。

　　鲁迅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而且主张在“信”、“达”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宁信而不达”。当时御用文人梁实秋之流诬蔑鲁迅的翻译是“死译”、“硬译”，其背后的阴险用心在于堵塞、摧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革命文学作品的传播。鲁迅对此给以迎头痛击，指出这不是个翻译方法问题，而是由哪个阶级来占领翻译阵地的问题，亦即运输精神食粮的渠道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他说：他们妄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的愚民政策下，“由聋而哑”，任其宰割，“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鲁迅就是这样把翻译工作看成是粉碎反动派的愚民政策，激发人民革命情绪的重要手段。

　　鲁迅称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方法为“直译”，梁实秋之流却诬蔑为“死译”、“硬译”。这里实质上就是在翻译方法上反映了阶级斗争。反动派文人当时自夸为“达”而“雅”的译品其实是歪曲原作，使之面目皆非，以便达到其“说真方、卖假药”的罪恶目的。鲁迅为了揭露他们的卑劣手段，不但提出“直译”这一正确主张，而且提出了必须有“复译”这一在当时绝对必要的主张。在当时，出版商和资产阶级文人都视译品为商品的情况下，粗制滥造的译品泛滥市场，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不仅是个忠于原文的问题了。

　　鲁迅当时也极力支持转译（重译），这也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惟有转译才能迅速传布马列主义及其文艺理论，才能使中国读者看到被压迫人民、被奴役民族以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以上的叙述，十分粗糙、简略，也不免有错误，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在鲁迅战斗生活的最后十年中，贯穿于其早期工作中的高度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逐步加强而发展了。

　　这是我们在外国文学工作中首先要向鲁迅学习的。

　　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的；他主张吸取其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主张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反对夸大一点以概括全面，也反对因有小疵而抹杀其基本上的有益部分。他强烈抨击那些抱残守缺、锢蔽耳目的所谓“国粹”，但他也竭力主张中国五千年封建文化的精华应当继承而发展，而使古为今用。他猛烈抨击当时所谓“全盘西化”的谬论，并斥之为洋奴思想。但他对于西方文化、文学的优良部分，便热情地翻译和介绍。

　　他努力于介绍欧洲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反映被压迫人民、民族的文学，但他也重视欧洲古典文学（指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文学），认为可以借鉴，应当吸收其血肉以滋补我们自己而取其皮毛。他主张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他反对文学评论中的“一言堂”，反对宗派主义。认为这样才不会故步自封，才可以创造生气勃勃的新局面，这就暗合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我们在介绍世界文学工作方面向鲁迅学习，我以为就应当学习这些。

　　当然，首先要学习并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我们的学习鲁迅才不是皮毛，我们的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才不会流于形式主义。

　　五

　　反党集团“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霸占了文艺阵地，疯狂地篡改了毛主席的光辉的文艺思想。对待外国文学的介绍，他们推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叛徒江青公然吹捧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大加宣扬的《飘》一流的作品，而对于还有进步意义的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横加诬蔑、歪曲；对高尔基的作品以及苏联十月革命后表现无产阶级战斗精神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入冷宫。他们打着拥护鲁迅的旗号，实际上干着歪曲鲁迅、攻击鲁迅的阴险勾当。他们妄图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抄袭了当年鲁迅所痛斥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使人民大众“由聋而哑”的文化专制主义。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艺园地开始呈现一片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四人帮”的流毒尚待继续肃清，在介绍世界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为了做好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就必须继续认真学习和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总结和发展。掌握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使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真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尽其运输精神食粮的任务。在这一点上，介绍世界文学的工作就和肃清“四人帮”余毒的工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了。任务是艰巨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光辉的文艺思想在引导着世界文学介绍工作者前进！

　　1977年7月3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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