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_茅盾

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一篇杂感是接着另一篇的，但写此平时已隔了一天，所以题上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

　　我在叫做“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一篇里，说到文艺上的“公式主义”，并且吁请批评家们对于新发现的作家把尺度放得低些。（读者也许要知道我上次究竟说了些什么话，那么请阅新出版的叫做《文学界》的月刊罢。）

　　现在，我打算对批评家或自谦只是写“读后感”的先生们再说几句话。

　　从后说起罢，那就举一个眼前的例子：邱韵铎的《〈海燕〉读后感》。

　　因为没有读过全文，我只拈起一点来谈谈，这就是他对于《出关》的见解。从鲁迅的《出关的关》一文中（见《作家》二号），知道邱韵铎一则不明白《出关》的前半段是采用了章太炎的学说（老子发见孔子有害他之意，所以逃了），二则他认为老子即是作者自况。本来在我们这“文坛”上，早在七年以前，就流行着一种“理论”，以为一篇作品中的主角一定是作家自己的模特儿。我还记得，当这“理论”盛行的时候，邱韵铎先生也趴在文坛上写作罢，后来有一些时候，我们忽然不大听得邱韵铎先生的声音了。这回“似曾相识燕归来”了，他却和房龙说起尔朋家一样：“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新加。”他读了《出关》，认定老子即是作者自况了。他把《出关》后半段作者随手拈来涉事成趣的关尹喜用“绑票”手段叫老子写《道德经》的“故事”看成了全篇的主眼，这才有此“认定”呢，还是他别有深奥的“感”觉，我不明白；然而他的没有把作品看懂了就“感”，而且他的不能忘记七年前流行过的“理论”，却是明明白白的罢？

　　《出关》是一篇历史小品，老子在《出关》中还是历史人物的老子。《出关》中孔子和老子的对白，都是可以“对证古本”的，并非作者借了老子的嘴巴在说话。然而邱韵铎先生会从老子身上看出作者来真是奇怪了！

　　看懂一篇作品，有时似乎很难，特别是心里有了“作品中的主角一定是作者自况”这“理论”的人们。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就是《申报·文艺周刊》（五月十五日的）上芷英的《波华荔主义》。

　　这篇文章前半论述“波华荔主义”的，后半泛论开去，将《波华荔主义》和“阿Q精神”比较，又从“波华荔主义”之为作者福罗贝尔的主义，说到西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说吉诃德就是西万提斯自己；用这样的“匣剑帷灯”的方法，作者给我们明白了他的未曾明说出来的意思：即是阿Q也是作者鲁迅自况。

　　我相信那位芷英先生一定是读过《阿Q正传》的，而且大概也读过吉诃德先生，但是我不能相信芷英在《阿Q正传》以外也读过鲁迅其他的著作。为什么？因为他倘使读过鲁迅其他的作品，他或者要拍案奇惊道：怪哉！这里又有一个鲁迅，却和阿Q完全不相象！

　　是的，我们从比《阿Q正传》篇幅多上百倍的鲁迅的其他著作，有理由去怀疑芷英先生的“理论”和邱韵铎先生的“理论”是难兄难弟了。

　　从阿Q，我又想起新近的一个“争论”来了。

　　这是胡风和周扬关于“典型描写”的论争。

　　在本问题上，两面的意见是不同的；然而在阿Q是代表农民意识这一点上，两面似乎没有多大差异罢。

　　我以为阿Q可以说是代表农民意识，然而决不是仅仅代表农民意识。我甚至还要说“阿Q相”在农民中间还不及在士大夫等等中间那么来得普遍。我们在“士大夫”中间时时可以发见“阿Q相”，我以为“阿Q相”是几千年的封建的儒教（我这里用一个“教”字，不用“家”字）的环境所造成的中国“民族性”的提要。《阿Q正传》发表的时候，我在《小说月报》答读者的通讯就是这个见解。现在我还是这个见解。把阿Q视为代表农民意识，是把阿Q缩小了，把《阿Q正传》的讽刺的意义缩小了。

　　在中国社会组织改变以前，“阿Q相”大概还要存在的；而在改变后的短时期内，“阿Q相”大概也还是不能消灭净尽罢：——我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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