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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K府中学读书。校长是革命党,教员中间也有大半是革命党;但这都是直到K府光复以后他们都做了“革命官”,我们学生方才知道。平日上课的时候,他们是一点革命色彩都没有流露过。那时的官府大概也不注意他们。因为那时候革命党的幌子是没有辫子,我们的几位教员虽则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早把辫子剪掉,然而他们都装了假辫子上课堂,有几位则竟把头发留得尺把长,连假辫子都用不到了。

  有一位体操教员是台州人,在教员中间有“憨大”之目。“武汉起义”的消息传来了以后,是这位体操教员最忍俊不住,表示了一点兴奋。他是唯一的不装假辫子的教员。可是他平日倒并不像那几位装假辫子教员似的,热心地劝学生剪发。在辛亥那年春天,已经有好几个学生为的说出了话不好下台,赌气似的把头发剪掉了。当时有两位装假辫子的教员到自修室中看见了,曾经拍掌表示高兴。

  但后来,那几位剪发的同学,到底又把剪下来的辫子钉在瓜皮帽上,就那么常常戴着那瓜皮帽。辫子和革命的关系,光景我们大家都有点默喻。可是我现在不能不说,我的那几位假辫子同学在那时一定更感到革命的需要。因为光着头钻在被窝里睡了一夜何等舒服,第二天起来却不得不戴上那顶拖尾巴的瓜皮帽,还得时时提防顽皮的同学冷不防在背后揪一把,这样的情形,请你试想,还忍受得下么,还能不巴望革命赶快来么?

  所以武汉起义的消息来了后,府中学的人总有一大半K是关心的。那时上海有几种很肯登载革命消息的报纸。我们都很想看这些报纸。不幸K城的派报处都不敢贩卖。然而装假辫子的教员那里,偶尔有一份隔日的,据说是朋友从上海带来的,宝贝似的不肯轻易拿给学生们瞧,报上有什么消息,他们也不肯多讲。平日他们常喜欢来自修室闲谈,这时候他们有点像要躲人了。

  只有那体操教员是例外。他倒常来自修室中闲谈了。可是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学生们都觉得不满足。

  忽然有一天,一个学生到东门外火车站上闲逛,却带了一张禁起的上海报。这比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还哄动!许多好事的同学攒住了那位“哥伦布”盘问了半天,才知道那稀罕的上海报是从车上茶房手里转买来的。于是以后每天就有些热心的同学义务地到车站上守候上海车来,钻上车去找茶房。不久又知道车上的茶房并非偷贩违禁的报,不过把客人丢下的报纸拾来赚几个“外快”罢了。于是我们校里的“买报队”就直接向车上的客人买。

  于是消息灵通了,天天是胜利。然而还照常上课。体操教员也到车站上去“买报”。有一次,我和两三个同学在车站上碰到了他,我们一同回校;在路上,他操着半乡音官话的“普通话”忽然对我们说:

  “现在,你们几位的辫子要剪掉了!”

  说着,他就哈哈大笑。

  过后不多几天,车站上紧起来了,“买报”那样的事,也不行了。但是我们大家好像都得了无线电似的,知道那一定是“著著胜利”。城里米店首先涨价。校内的庶务员说城里的存米只够一月,而且学校的存米只够一礼拜,有钱也没处去买。

  接着,学校就宣布了临时放假。大家回家。

  我回到家里,才知道家乡的谣言比K城更多。而最使人心汹汹的是大清银行的钞票不通用了。本地的官是一个旗人,现在是没有威风了,有人传说他日夜捧着一箱子大清银行的钞票在衙门上房里哭。

  上海光复的消息也当真来了。旗人官儿就此溜走。再过一天,本地的一个富家儿——出名是“傻子”而且是“新派”,——跑进小学校里拿一块白布被单当作品挂在校门口,于是这小镇也算光复了!

  这时也就有若干人勇敢地革去了辫子。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就这么着处处离不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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