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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前后(3)


  甘乃光问,要是共产党方面不肯,如何办?汪精卫回答,青年军人联合会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而且,如果孙文主义学会宣布解散,共产党人也不能反对了,他们不是说大家要团结么?在宴会快结束时,我问汪: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宣传部起草的宣传大纲,已送交常委书记长,不知您看到没有?汪说没有看到。这个宣传大纲后经中常委讨论,决定由汪精卫加添一段,解释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毛泽东销假后,肖楚女也要离开宣传部专做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当时已内定肖为教务主任,而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早定毛泽东兼所长,并将于五月三日开学,故此时工作很紧张。我请毛泽东找个人来做我的帮手。毛泽东允为物色,并说,如果在广州找不到适当的人,就函请上海派个人来。

  肖楚女旋即搬出毛泽东的寓所,住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宿舍里去了。

  三月十七日上午从黄埔军校传来了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十八日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毛泽东问过海军局长李之龙。李回答:这是校长(蒋介石)的命令。本来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市内谣言很多。后来据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部队内也流传这个武装政变的谣言,而王柏龄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对部队的连长以上各级军官训话时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王柏龄师驻广州城内,他的训话由第二师的士兵传到全市,人心开始不安。毛泽东问过陈延年。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起变。”毛泽东这时预感到要出事了,他和我谈起这些事,皱着眉头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十九日深夜十一点半钟光景,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来到庙前西街三十八号,那时毛泽东和我都还没有睡,正在谈论广州的形势。毛泽东说:鲍罗廷回去了,加伦将军也回去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止说到这里,那位工友来了,见了毛泽东,就用广东腔的半生不熟的官话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李之龙新婚不久,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拉下,打了一顿,然后带走。毛泽东听说李之龙被捕,就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吩咐那个工友去找陈延年。工友去后,毛泽东默然沉思,显然是在考虑问题。我不敢打扰,也默坐相陪。杨开慧在楼上给小的孩子喂奶后早已睡熟了。

  那个工友终于又来了,他说街上已戒严,但夜市未收,士兵们在赶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乱,所以他没有受到盘问。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问道,陈延年同志呢,见到没有?工友说,他在文德楼附近看见他带着他的秘书,据秘书说,是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宿舍。于是毛泽东不再多问那爱唠叨的工友,挥手叫他回去睡觉,对我说,他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我说:“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离毛泽东的寓所不过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戒严的岗哨。但到军事顾问团宿舍时,却见士兵甚多,简直把宿舍包围起来了。毛泽东和我走到宿舍大门前就有两个士兵上前盘问。

  毛泽东坦然答道: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我说,“这是我的秘书。”士兵听说是中央委员,就陪笑道:请进去。我们进了大门,是个传达室,毛泽东叫我留在传达室,独自进里边的会议室。我在传达室先听得讲话的声音,象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

  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呢?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

  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毛泽东一篇讲完,我就问结果如何?他叹口气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

  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我又问:您料想结果如何?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此时快近午夜十二时半,毛泽东说:睡觉去罢。就上楼去了。我在床上却辗转不能熟睡,但听不到枪声,料想没事,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来,已经日上三竿,街上已解严。毛泽东早已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了。我到宣传部办了些杂事,看过几封不紧要的文件。宣传部里的同人都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我到陈延年的办公地点,才知道蒋介石派兵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以外,还派兵包围了汪精卫住宅。蒋的部下对兵士说:共产党要造反,派兵去,是保护苏联顾问和国民政府主席。陈延年又说:蒋介石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枝弹药。

  过了两天,我又见到陈延年,我问: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回答:中央来了回电,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的所有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剖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内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办交涉。陈延年又对我说:“刚收到上海来电,要你回去,张秋人则从上海来,两三天内准到。”

  我在晚上,对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张秋人,你认识他么?”我回答:认识,也是浙江人。毛泽东点头说:“张秋人本来要到宣传部工作的,现在就派他接你的手编《政治周报》罢。你且等张秋人来了再回上海。”

  在张秋人到的前两天,孔令俊突然来找我,他也是从上海坐船来的。原来令俊上海大学尚未毕业,德沚认为上大中文系毕业没有什么意思,不如给他找个职业,又料道广州一定需要人,可是事先没有告诉我,就叫令俊来了。我那时只好把他也安排在宣传部当个小职员,同时告诉了毛泽东同志。

  两天以后,张秋人来了,也住在毛泽东的寓所,和我同室,睡在肖楚女空出的床铺上。我向张秋人交代了有关《政治周报》的存稿等等,算是办好了交代。于是我去定了船票。仍是那条“醒狮”轮船,定的官舱,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可以开航。在这两三天内,我总算有工夫观赏了一下广州的名胜古迹。我又乘邓演达的小汽艇同邓到黄起军校看望了恽代英,又乘原艇和邓演达同回广州。

  此时早知道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兵已经撤回,汪精卫却称病不出。我在上船的前夕,去看望汪精卫。在楼下一进大门,就有个男子拦住我,用广东话说了一大串。我不耐烦与他纠缠,就拿出名片来,他接了名片一看,就上楼去了。一会儿,就下来请我上楼。我上楼后,看见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物件,转脸对我说,汪先生住在里边一间。汪精卫看见我很高兴。当我说要回上海时,他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醒狮轮开航那天上午,我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罢!”我答应努力去办。却又问他:还管宣传部的事么?毛泽东说:“他们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挽留我再管几天,再说,我也得把我代理部长以后经手的事情,作个书面报告,作个交待。”

  我已经上了船,中央党部的书记长共产党员刘芬匆匆找上船来,把一个纸包交给我,轻声说:这是文件,带回上海交给党中央。

  轮船开航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遥望江天,心中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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