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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印象(1)


  据报上说,全运会十一天内售出门票总价计银(法币)十一万元左右。算个整数十一万元罢,那么我也居然是报效过十一万份之四的一个看客。

  我和运动会什么的,向来缘分不大好,第一次看到运动会,是在杭州,那还是刚刚“光复”以后。是师范学堂一家的运动会,门票由师范学堂的一个朋友送来,一个钱也没有花。(师范学堂运动会的门票本来也不卖钱的)。第二次在北京看了,时在民国三年或四年,好像是什么华北运动大会,门票是卖钱的,可是我去看了一天,也没有花钱。因为同校的选手例可“介绍”——或者是“夹带”罢,我可弄不清楚了,——若干学生进场,既然是“夹带”进去的,当然坐不到“看台”,只混在芦席搭的本校选手休息处,结果是看“休息”多于看“运动”。

  第三次就是这一回的全运会。这一次不但花钱坐“看台”是有生以来的“新纪录”,并且前后共去看了两天,也是“新纪录”。谁要说我不给“全运会”捧场,那真是冤枉。

  然而“捧场”之功,还得归之于舍下的少爷和小姐,第一次是少爷要去看,我当然应得勉强做一回“慈父”。第二次是小姐要看了,那我自然义不容辞自居为“识途之老马”。

  我相信,我虽然只去了两次,却也等于和大会共终绐。因为一次是最不热闹的一天(十二日),又一次便是最热闹(十九日)。我凭良心说:这两天都使我“印象甚佳”。

  首先,我得赞美那直达全运会场的华商公共汽车的卖票人实在太客气了,隔着老远一段路,他就来招呼。殷勤到叫人过意不去,看惯了卖票人推“土老儿”下车,不管他跌不跌交的我,真感到一百二十分的意外。这是“去”,哪里知道“回来”的时候,几路车的卖票人一起动员作“招呼”的竞赛,那一份“热心”恐怕只有车站轮埠上各旅馆的接客方才够得上。自然,这是“最不热闹”的十二日的景象。至于最热闹的十九日呢,理合例外,下文再表。

  好,买得门票,就应当进场了,不知道为什么,左一个“门”不能进去,右一个“门”也不能进去。于是沿着“铁丝网”跑了半个圈子,居然让我见识了一番会场外的景致。会场的“四至”全是新开的马路(恕我记不得这些马路的大名),而在这些马路一边排排坐的,全是芦席搭成的临时商店,水果铺和饭馆最多。也有例外,那就是联华影片公司的“样子间”棚顶上有两个很大的电灯字——《天伦》。对不起,我把联华的临时的宣传①棚称为“样子间”,实在因为它不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临时宣传棚似的既有人“招待”又可“休憩”,并且恭送茶水。

  ①《天伦》一九三五年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故事片。

  一看见有那么多的临时芦棚饮食店,我忽然想起这会场外的景致实在太像我们家乡的“香市”。说是“太像”,决不是指两者的形貌,而是指两者的“氛围”。同样的,“田径场”可就“太像”上海的三等影戏院。我赴会以前,把我二十年前看过华北运动会的宝贵经验运用品来,随身带了些干粮(我想我应当表明一句,我是单拣那没有核也没有皮壳的东西),还带了一瓶葡萄汁、一瓶冷开水,然而一进了田径场的“看台”,我就晓得我的“细心”原来半个钱也不值。

  这里什么都有:点饥的,解渴的,甚至于消闲的,各种各样饮食的贩卖员赶来落去比三等戏院还要热闹些;栗子壳和香蕉皮、梨子皮到处有的是。这样的舒服“自由”我自然应当尽量享受,于是把葡萄汁喝了,冷开水用来洗手,空气子随便一丢,而肚子尚有余勇,则尽力报答各式贩卖员劝进的盛意。至于带去的干粮呢,原封带回。

  “田径场”像一个圆城,看台就是城墙,不过当然是斜坡形。我不知道从最低到最高共有几级,只觉得“仰之弥高”而已。我们站在最高的一级,那就是站在城墙顶上了,看着城圈子里。

  那时“城圈子”里,就是“田径场”上,好像只有一项比赛,足球。广东对山东罢?当然是广东队的“守门”清闲得无事可做,我真替他感到寂寞。我听得那播音喇叭老是说:“请注意,广东又胜一球。”真觉得单调。我热心地盼望山东大汉们运气好些,每逢那球到了广东队界内时,我便在心里代山东大汉们出一把力。我这动机,也许并不光明,因为广东队的球门离我近,我可以更加看得明白。

  忽然有一个声音在我前面说:“怎么球总在那边呢!”

  我留心去找那说话的人,原来是一位穿得很体面的中年太太,撑着一把绸洋伞,有一位也很漂亮的年青人坐的旁边,光景是她的令郎。

  “因为这一边的人本事好,”那位“令郎”回答。接着他就说明了许多足球比赛的规则。凭我的武断,这位中年太太对于足球——或者甚至运动会之类,常识很缺乏,要不是足球而是回力球,那她一定头头是道;然而她居然来了,坐在代价高可是不舒服的水泥“看台”上,她也带着她的“令郎”,可一定不是她在尽“慈道”而是她的“令郎”在尽“孝道”。谁要说她不给“全运会”捧场,那也真是冤枉。

  这时,太阳的威力越来越大,那位“热心”的中年太太撑伞撑得手酸了。而且就在头顶那香炉式的烟囱口里,老是喷着煤灰,像下雨一般往我们这些看客身上洒——如果跟雨一样重倒也好了,偏偏又比雨点轻,会转弯。中年太太虽然有伞,却也完全没用。于是我听得“热心”的她第一次出怨声道:“怎么没有个布篷遮遮呢!不及海京伯!”

  哦,哦!海京伯!那不是曾经在“一二八”以后的上海赚过大钱的德国马戏班吗!哦哦,我懂得这位中年太太心中的“全运会”了。

  我忽然觉得“看运动会”也不过如此,然而看运动会的各色人等却大有意思。我坐不定了,我也开始“运动”。在那斜坡形的“城墙”上来来去去跑。我在多数看客的脸上看见了这样的意思:比不上海京伯或是“大世界”的大杂耍。有些穿了制服排队来的学生看客自然是例外,可是他们“嘴巴的运动”似乎比“眼睛的运动”忙得多了。他们谈天,吃零食,宛然是picnic的风度;这也怪不得,那天上午的“运动”实在不多。

  下午,我的“活动范围”就扩大了,我的活动地盘仍旧是

  “田径场”,因为我觉得如果要看看“运动会”的各色人等,再没有比“田径场”好了。下午这里的节目很多。除了跳远,赛跑,掷铁饼,那边的“国术场”还有一个老头子(也许不老)穿了长衫舞刀,这在中年太太之流看来,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大杂耍”么?

  而且下午看客也多些了,我如果死守在一个“看台”上未免太傻,于是我第一步按照“门票”给我的“资格”游了两处“看台”,第二步是做蚀本生意,“降格”以求进;门警先生很热心地告诉我“走错了”。但因我自愿错到底,他也就笑笑。第三步我打算“翻本”,然而两条腿不愿意,只好作罢。

  老实说,我近来好多时候没有这样“运动”过;所以即使看不到人家的运动,我已经很满意了。我相信这一个下午比一服安眠药有效得多。但是,事后我才知道我这回的能够给我自己“运动”,还得感谢那天的看客最不热闹。

  下午,除了更加证实我上午的“发见”而外,还得了个新的“不解”;有一群穿一色的青白芦席纹布长衫的小学生,每人都拿了铅笔和拍纸簿,很用心地记录着各项比赛结果的报告。中间有几位偶尔错过了播音喇叭的半句话,就赶忙问同伴道:“喂,你抄了吗?百米低栏第二名是多少号?”似乎这是他们出来一趟的“成绩”,回头先生要考查。

  我不能不说我实在“不解”这群小学生眼目中的“全运会”到底是个什么。

  还有一个“不解”,那却轮到我的少爷身上。当我们互相得到同意离开了运动场的时候,就问他:“看得满意吗?”他照例不表示。我又问:“足球好不好?你是喜欢看足球的呀。”“虹口公园的还要好。”“那么你不满意了?”回答是,“也不。”“哦——那么你还赞成些别的罢?”我的少爷却笑了笑说:“我记不清楚了!”凭经验我知道他所谓“记不清楚”就是拒绝表示意见的“外交词令”。我只好不再追问下去了。其实他的运动会常识比我高。例如赛跑起步时枪声连连两响,就是有人“偷步”,我不知道,而他知道,所以他对于“全运会”的拒绝表示意见,我真是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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