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文集

               附录一:学术争辩与文化精品  

 
                                       杨建民


  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是个十分爱争辩的人,不过他争辩的多是学术问题。

  梁宗岱可谓少年得意。在上中学期间,他的诗文已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上了;16岁时便博得“南国诗人”称誉。17岁时被郑振铎、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游学欧洲期间,以法文在著名的《欧罗巴》、《欧洲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诗作,又将王维、陶渊明等的诗歌译出发表,得到罗曼 ·罗兰的非常欣赏;他同时与法国现代派大诗人保罗·瓦雷里有密切交往,他译成的法文本《陶潜诗选》还由这位大师亲自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28岁回国,即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后陆续在南开、复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任教,教学著译,终生不渝。

  梁宗岱的好争辩是有了名的。萧乾先生写的纪念林徽因的文章中,便谈到当时梁宗岱与林之间为一些学术名词争辩得面红耳赤的情形。前不久读到韩石山先生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三十年代梁宗岱与两位好友李健吾、朱光潜为滥用名词风气展开的一场强烈的争辩。这次论争后来牵涉进来的还有巴金、沈从文等人,阵容名气之大,一时轰动文坛;梁宗岱与徐志摩是朋友,1931年,梁给徐写了一封论诗的长信,信末说:“这种问题(即诗,笔者注)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口罗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亏得徐志摩爱诗又有好耐性,否则谁乐意就“诗”的问题讨论几天,连花都巴黎都无暇游览呢?

  梁宗岱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游欧的朋友,后来回国还在一块住过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用梁宗岱文章中的话说:“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的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 这篇文章是梁宗岱读到朱光潜名文《刚性美与柔性美》后,因在外无法面对面争辩,而又要争辩的产物。

  最精彩的怕是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的回忆了:“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两位大教授,著名学者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场面一定非常有趣,也真是当年学术魅人的绝佳证据了。

  然而,正是因为对学术问题如此痴迷,如此投入,如此一定要争辩到打斗的精神,使得梁宗岱不多的著述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三十年代,他出了两本不厚的文艺论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八十年代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合集再版后,在文艺理论界产生很大反响;此书近日又由出版社出版,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不多的外国诗译,至今仍是各种选本的收录对象;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悉数收入由众多译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亚全集》。此译文单行本在台湾出版时,诗人余光中作了长序,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他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由于译稿被“文革”火毁,只余半部面世,便就这半部,便有海外学者比较认为:是目前内地五部《浮士德》译本中最优秀的……

  好争辩,似乎在近来很难被人接受了。可只要是纯粹学术的,争辩肯定有益于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深入理会问题的。它可以使人摆脱片面,从而追索到学术底蕴,使得问题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接近学理的本真,梁宗岱先生的著译可以为证。当然,这争辩必须是纯粹学术的,可惜眼下为学术这般投入争辩的执著人几乎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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