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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生活的艺术 一、日常的娱乐(1)


  倘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吾们倘非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吾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当一个人不在办理应该办理的事务,而随自己的意兴无拘束的行动时,他的个性才显露出来。当社会上的业务的压迫解除,金钱、名誉、欲望的刺激消散,他的意思随自己的所悦而行动时,吾们才认识了他的真面目。人生是残酷,政治是污浊,而商业是卑鄙的,是以依着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下批评,往往是不公正的。正因为如此,我察觉许多政治上的恶棍,倒是很可爱的人物,又察觉许多妄夸的大学校长,在家庭里才是地道的好好先生。由此引伸之,我想中国人在玩耍寻乐的时候,比之干正经事情的时候远为可爱。中国人上政治舞台,荒诞不经,进了社会,稚态可掬,空闲的时候,方是最纯良的时候。他们有那么许多空闲,又有那么许多空闲的兴致。这一章谈论他们的生活的一段文字,是公开给一般想接近中国人或到中国社会里去的人的。那儿,中国人是保持着真面目的中国人,而且是最纯良愉快的时候,因为他们显露着真实的个性。

  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竹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冲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肾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

  因为中国人总是愉快,总是高兴,总是韵味无穷而敏慧,大多数人仍是保持他们的和蔼和兴致,虽是智识新青年常是性急和悲观,丧失了一切原来的真意味,仍有少数还时而显见其风韵和敏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风韵是跟遗性以俱来的。人们的爱美心理,不是受书本的教导,而是受社会行为之熏陶,因为他们生长于这个风韵雅致的社会里。工业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是丑恶的,而中国人要废弃一切优美的社会遗传法式,疯狂样的醉心欧化,却是没有欧美遗传本质,那是更见丑恶。全上海的一切别墅和无数豪富家庭,只有一个纯粹中国式的优美花园,而这个花园是一个犹太人的产业。所以中国人的花园都倾向欧洲式的设计,他们布置着网球草地,几何式的花床,整齐的篱栅,修剪成完全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把草花排成英文字母。上海不是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摩登中国趋向的不祥之预兆。它在吾们的口腔里留下恶劣气味,好像中国人用猪油焙制的西式奶油饼干。它刺激吾们的神经,有如中国乐队在送葬仪仗队中大奏其“Onward, Christian Sodiers!”遗传法式与审美趣味须经历岁月以逐渐养成。

  古代中国是有审美能力的,吾们可以从美观的书本装订式,精雅的信笺,古代的瓷器,绘画名作,以及其他未受西洋影响的古玩中看出来。一个人抚弄着优美的古装书,或看见了文人的信笺,未有不能看出中国古人的精神对于色调之和谐有深切的了解者。只不过五六十年前,有一个时期,男人还穿着湖色长袍,妇女们穿着月白袄裤,那时绉纱还是纯粹中国丝织的绉纱,而上等朱红印泥还有销场。现在全部丝厂业已濒于崩溃,因为人造丝价格远较为低贱,而且洗涤容易,而上等印泥价格三十二元一两者已绝迹于市场,因为人们都用了橡皮图章和紫罗兰印油。

  中国古人的雅韵,愉快的情绪,可见之于一般小品文,它是中国人的性灵当其闲暇娱乐时的产品。闲暇生活的消遣是它的基本题旨。主要的材料包括品茗的艺术,镌刻印章,考究其刻艺和石章的质量,研究盆栽花草,培植兰蕙,泛舟湖心,攀登名山,游谒古墓,月下吟诗,高山赏潮——篇篇都具有一种闲适、亲昵、柔和的风格,湖情周密有如至友的炉边闲话,富含诗意而不求整律,有如隐士的衣服,一种风格令人读之但觉其味锐酷而又醇熟,有如陈年好酒。字里行间,弥漫一种活现的性灵,乐天自足的气氛,贫于财货而富于情感,鉴识卓越,老练而充满着现世的智慧,可是心地淳朴,满腹热情,却也与世无争,知足无为而具一双伶俐的冷眼,爱好朴素而纯洁的生活。这种愉快的精神最可见之于《水浒传》的序文中——这篇序文依托《水浒传》作者的名义,实际为十七世纪大批评家金圣叹的手笔。这篇序文是中国小品文的一个出色模型,不论在其方法及材料方面,读来大似一篇闲居杂说,未识何意,作者定要把它冒充小说的序文。

  中国的人们都很知道生活的艺术。一个文化较晚进的民族,或许是热中于企求进步,文化老大的民族,自然在人生历程上长了许许多多见识,则但切心于求生活。如中国者,以其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文主义使人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而人类幸福为一切智识的最终目的——侧重于生活的艺术,没有什么不自然。即令没有人文主义,老大文化一定有其不同的评价标准,因为只有古老的文化才知道“人生的持久快乐之道”。而所谓人生的快乐者不过为官觉、饮食、男女、园庭、友谊的问题。这就是人生本质的归宿。这就是为何历史悠久的城市像巴黎,像维也纳,吾们便有好的厨师,好的酒,美貌的女人,优美的音乐。经过了相当阶段,人们的智巧到了碰壁的一日,乃厌倦于问题的考究,走上奥玛开俨的老路线,还是享享家园之乐吧。任何民族,倘不知道怎样享口福,又不知道尽量图人生之快乐像中国人一样者,在我们看来,便算是拙笨不文明的民族。

  十七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作《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饮馔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性欲,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作“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智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的对于生活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

  在他精细研究各种花卉竹木的种植和享乐方法的文字中,李笠翁便这样谈论“柳”: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长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鸟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宜于晓之故,则人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呼予为知己。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婵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非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

  ——李笠翁《闲情偶寄·种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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