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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三、徇私舞弊和礼俗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头,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子与分子的互助,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盖受着一种道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干俸的闲职,这样拿干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种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种力量是异常巨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热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公平地观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种恶习的“情面”,一个部长,不独置其侄儿于部内,同时还须安插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高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那里去安插呢?除非拿干俸或予以咨议顾问之类的名义。经济压力和人口过剩的排挤是那样尖锐,而同时又有那么许多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却没有一个人会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机,致令每一个新公事机关成立或官吏就职之日,就有数百封介绍书蜂拥而来。是以那是很自然,慈善事业乃从家族为始。因为家族应看作中国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每个家各自照顾自己的失业分子,既经照顾失业分子,其第二步较好的工作为替他寻觅位置。这种办法应略胜慈善事业一筹,因为它教训那些运气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识;而那些受到这样资助的人又转而帮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这些大官僚掠夺了国家的财产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给养当世的一代,或可接续蓄养三、四代,积赀常自数十万至数千万,仅志在光耀门楣而为家族中的好分子。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因为一切中国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国语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动词活用,像辜鸿铭说过是动词“把”字(原文系to squeeze 二字,有压榨的意思)。好似吾们的常用语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这卖国的奸臣……他把我带到这儿……”,这个把字是正规的动词。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出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盗窃狂——舞弊的习性——又可以和个人的诚实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爱并行而不悖,这情形在欧美,怕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会上的巨头——他们是中国报纸上时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动人物——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不仅一诺千金,往往轻松地捐个十几万块钱给一个大学或市立医院,这种捐赠,其实不过将其自人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作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人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人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为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不过这样掠夺来的或盗窃来的金钱,仍常能渗漏而返还人民,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处,这返还的途径倘不经由大学,则经由一切依赖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听差走役。那些仆人揩揩东家的油水,不过在帮助他东家返还金钱于人民,而他们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问题,虽其量的大小与东家不同,家庭问题之性质则无异。

  除了上述偏爱徇私和政治腐败之外,另有种种社会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们可以统括地称为缺乏社会训练。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恰如它的徇私恶习破坏了文官考试制度,它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何等的恶行。更坏的是使人倾倒其垃圾于邻居的门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例证,莫如所谓中国人的殷勤礼貌,这是很被误解的论旨。中国人的殷勤礼貌,不能依照埃默森(Emerson)所下的定义“做事情的欣快样子”来下界说。中国人办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看谁是他所与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国人对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们的礼貌恰如英国人在殖民地上对待其同种族以外的人。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待自己人是向不骄傲的,这是可喜的一点。”这在英国人应该很感满足了,因为他们自己人布满全球。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院售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在线冲锋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车站瞧见一位同车乘客,他正在发狂一样争夺一个座位,谁知所占据的乃是司机的座位,却还是坚决地拒绝车站职员的要求,不肯让座。只要用一些社会常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没有司机,车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这一些常识。假使你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被认为可耻?吾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下雨天只有一辆可载客八十多人的车子。原来其他车辆被当地的军事长官征调去充运输之用——所运输的是他私人的对象——那么这位军官的公益心是在那里呢?制度既经紊乱,人们被迫发狂样的争夺座位,大家耽搁于离家三十哩的路程上,在一个下雨天,谁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个占着司机座位的人站了起来,谁保不有第二人来抢夺这个座位呢?所以这件案例十分典型:可以显示乡野农夫天真的礼貌与速度化时代相互间的不能适应;显示政治的紊乱,促成了个人之间的你争我夺;也显示缺乏以新的社会意识做基础的传统,而这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

  缺乏社会常识正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公共汽车公司都折了本,许多采矿公司都关了门,缺乏社会知识的范围,延展至广,自图书馆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级官吏破坏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坏关系较小的法典,其结果即为全部缺乏社会训练和普遍的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

  事实是如此的,原来家族制度处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意识二者之中途,这社会意识在欧美是包括了整个社会的。中国的社会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许多小个体;在它里面存在着共产式的合作,但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真实统一的联系,除了国家。因为过去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实际是孤零零地生存着,未受剧烈的竞争倾轧,因而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没有积极地发展起来。如是,家族意识替代了欧美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有几种类似民族主义形式是在发展着,但欧美人士毋庸为之吃惊。“黄祸”不会从中国出发。中国人的本质里头,深深伏有一种根性,吾们愿意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为国家而死,更没有一个人肯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般的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的保存守旧生活。一九三五年曾游历过日本与中国的游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对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较一下,他们终日忙忙碌碌,读报纸的时间总是在电车上或火车上,他们带着固执猛厉的脸色,咬紧坚决的下颚,在他们的眉头罩着一层迫近眉睫的国难暗影,看似具有果决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这个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须准备这个时代的来临——而中国人穿了长袍,宽衣博带,雍容温静,优游自得,一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可以把他从酣梦中摇醒过来。无论你走进中国家庭,上中国馆子,走在中国街道上,你真不会相信世界的惨祸或国难行将临头!中国人常自承自己的国家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国家是结合在一起,像一块花岗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花岗石虽然坚固,世界大战的巨弹或许会把它爆裂开来,但是一盘散沙,你至多仅能使它散开一下,沙粒固然仍为原来的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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