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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一、缺乏公益心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词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节令。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联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做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喜欢打扑克,不喜欢打桥牌。中国人喜搓麻将,固已久着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桥牌。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作者尝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的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须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沿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唯一答句即为缺乏公益心。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闇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的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性,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许多这样的心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后面,吾们可以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显示中国人之缺乏公益心,简直使二十世纪的西洋人难以置信。我所说“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已经接受过十九世纪博爱主义的精神教养,而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眼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真堪为中国社会事业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从《论语双周刊》(一九三二年创刊的杂志,以提倡即兴的中国幽默为宗旨)上摘录下来的,它记述一位中国军阀对于民众教育运动的演说。有些青年醉心于现代美国社会服务的热情,组织一种团体,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这位军阀便发挥其鸿论说:“学生应该勤勉读书,不宜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那动听的论据是这样说法的: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些字句何等简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样真实。因为这些字句,字字直接发自演说者的心坎,毫无遮隐,毫无润饰。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吾们不顾他的诚意,又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跑出来干这些事业,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更为什么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俾及早帮助其亲戚和自己的家庭?吾们决定他因为是年轻,或者为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常有这样迷失人类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称为豪侠,可是这些人无殊即为盗贼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们是单身汉,不结婚,有一颗浮浪不肯安稳的心儿,常很愿意纵身入水以拯救一个不相识的小孩。或者他们是结了婚的人,而死的时候,往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让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们欢迎这种人,爱这种人,但不愿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压服他,他或许会从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侠的盗伙。这就是他们被认为舍离正道的理由。

  这样的情形怎会发生,中国人不是那样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象者。虽然中国人因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尽基督教诅咒的“邪教徒”这个名词加诸其身。倘基督教会能尽力以求了解他们,而从根源攻击他们的劣点,则似较为适宜,因为劣点的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会哲理观念。这不同就是双方观点不同之由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最优秀之青年,还是不能明了西洋妇女一定要组织“禁止虐待动物会”的意义,她们为什么高兴去替狗担心事,又为什么不好好坐在家里看护看护自家的孩子。吾们可断定她们是为了没有孩子,因之在家里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这样的推断或许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二者之间,一个人倘勤俭积财,而悭吝得够程度,常可发现其家族观念在发生作用。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微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的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情面、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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