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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谈话(1)


  “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和他一个朋友谈了一次话以后的一句赞语。这句话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话”现在已成为一种口头语,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谈话,不论是已过的或期望的。中国有两三种著作,其书名即“一夕谈”或“山中一夕谈”。书的性质和英文的“周末闲谈”相似。这种和朋友的一夕快谈,是人生难得遇到的。因为正如李笠翁所说,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谈,而善谈者则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发现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时又是善谈者,则其愉快自不亚于一位天文家的发现一颗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学家的发现一种新植物了。

  现在有许多人都以为围炉聚谈或坐桶聚谈的谈话艺术,已因今日事业生活的动率而丧失掉。我以为动率对于这事确也有些关系。不过谈话艺术的毁灭,实开端于家庭改为没有火炉的公寓,而由汽车的影响完成这桩毁灭工作。这动率是完全不合的,因为谈天这桩事只在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写写意意,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办得到。因为“说话”和“谈天”之间显然有个分别,这两个中国名词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谈话的时候所说的话,天南地北,较为琐屑,态度较为闲适,而没有办公事时那种像煞有介事的情形。公事件和朋友之间通问信也有着相类的区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说话或谈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谈的。所以我们如若得到一个能真正谈天的朋友,则其愉快实不下于读一本名著,再加上亲耳听见他的语音,亲眼看到他的动作的乐趣。这种快乐的谈天,我们有时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当年的谈话中,有时则在夜晚间火车的吸烟室中,或旅行时的旅舍中。所谈的话,狐鬼、神怪、独裁、卖国,无所不及,谈言微中,料及未来,也是常事。这种谈天,过后可以使我们长在心头,一世不忘。

  当然夜间是最宜于谈天的时候。因为白天的谈天总好似缺乏夜间那种魔力。至于谈天的地点,我以为毫无关系。在十八世纪式的“沙龙”(即书室)中,可以谈关于文学或哲学的闲天,但在农家木桶的旁边也何尝不可以谈。或在风雨之夕的航船中,对河船上的灯光微映水波,而卧听船夫闲谈当地的一个女子怎样被选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这类谈天之所以悦人者,实在于所得的乐趣因地点时间和谈者而各不相同。我们所以能牢记不忘,有时因为谈天的时候是正在桂子飘香、秋月悬空的佳景下;有时因为是正在风雨之夕,一炉柴火之前;有时因为是正坐在一个高亭之上,远眺河中船只往来,而当中有一只船忽因潮流过激而侧翻的时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车站候车室中的时候。这种眼前即景常和所谈的天联系一起,因而使我们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内的话,谈者或是两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陈微醉,老秦有些伤风鼻塞,都可以使这夕的谈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圆,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们做这类简单的乐趣,我想不至于为造物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谈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两者之间的体裁和数据都相彷佛。如狐狸精、苍蝇、英国人的古怪脾气、东西方文化的异点、塞纳-马恩省河旁的书摊、成衣铺中的色迷学徒、各国元首政治家和军人的轶事、储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极好极相宜的谈天数据。它之所以类似文章,即在体裁的通俗。所谈的题目尽可以严肃重大,如本国情形的惨苦混乱,或疯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没落,剥夺人民的自由,人类的尊严,甚至剥夺人类快乐的终点,或关涉真理和公平的大问题等等,均无不可。不过意见的发表总是出之以一种偶然的、闲适的和亲切的态度。因为在文明的当中,不论我们对强夺我们的自由者怎样的恼恨,我们至多只许用我们的舌头和笔尖,以轻描淡写的字句来表示我们的感想。至于充分发挥真情感的激烈言论,自只可以在少数几个知己朋友之间,私下发泄一下子。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谈天,其必要条件是一间关上门的屋子,几个知己的朋友,旁边没有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人,那时,我们方能悠闲地发表我们的意见。

  这种真正的谈天之有异于政治上的交换意见,其对比情形正如一篇优美通俗的文章之有异于政治家的宣言。这类政治家的宣言中虽表显著较为高尚的情感,例如:对于民主制度的意见,服务的愿望,穷人的福利问题,精忠报国,崇高的理想主义,酷爱和平,保证维持国交,绝不贪图权位金钱或名誉等等动人听闻的说话,但其中终免不了带着些令人远而避之的气息,正如我们畏避一个打扮过分、胭脂粉搽得太浓的妖娆女人一般。反之,我们在听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谈天,或读到一篇优美的通俗文章时,我们便如面对着一个在河边洗涤衣服的姣艳少女,穿着极淡雅的布衣服,头发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身上的钮子或者有一粒未曾钮上,其天真烂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见而生爱。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动人姿态。凡属有趣的谈天和优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这种天然的动人之处。

  所以谈天的适当方式应是亲密的,毫无顾忌的,在座的人谈到出神时,都已忘却身处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谈言吐语,一举一动都是任性为之。而所谈的,也是忽而东忽而西,想着便谈,并无一定的题目。我们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的谈天。而谈时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无拘束,一个将两脚高高的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槛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因为我们必须在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地位,全部身体感受舒适时,我们的心地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

  眼前一笑皆知己,
  座上全无碍目人。

  ◇

  这些都是真正谈天的必要条件。我们谈时不择题目,想到便谈,天南地北,越去越远,既无秩序,也无定法,随意所之,所以谈到兴尽之时,也就欢然而散。

  这就是谈天和空闲的联系关系,也就是谈天和散文之勃兴的联系关系。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真正优美散文,是必须在谈天一道已经发展到成为一项艺术的地步方能产生。这个情形在中国和希腊散文的发展中最为显明。我以为孔子之后的数百年中,思想的活动,因而产生所谓“九家”的学说,其起源即因于当时有一群学者,平生惟以说话为事,所以即发展了一种文化的背景。这种发展,除此之外,实说不出其他的理由。当时列国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时。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数千人,例如:齐国的孟尝君,他家中养着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数既如此众多,则当时的你谈我说、议论纷纷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这类人的说话,在传于后世的《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诸书中,可以得其大概。《吕氏春秋》据说实是他的门下所著,而不过用他的名义(这和英国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时代的作家着了书,用赞助他的人之名义发表的情形相似)。这部书中已经发展了一种善处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处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还有一群长于说辞的纵横家,列国君主常利用他们到邻国去下说辞,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劝说退兵解围,或去说合联盟。而他们也大都能成功而返。这群纵横家或学者,都是长于口才,善于譬喻。他们的言论很多记载于《战国策》中,从这种自由而智巧的言论中即产生了几位大哲学家,如:以“为我主义”著名的杨朱,以“现实主义”著名的韩非子(他和马基维利相似但较为温和),和以敏捷辩论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这些都可以证实我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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