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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智勇:孟子(1)


  最合于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个热诚的、优闲的、无恐惧的人。孟子列述“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是“仁智勇”。我以为把“仁”字改为情字当更为确当,而以“情、智、勇”为大人物的特质,在英语中幸亏尚有Passion这个字,其用法和华语中的“情”字差不多。这两个字起首都含有“情欲”的那种狭义,但现在都有了更广大的意义。张潮说:“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又说:“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人生的出发点。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欣,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没有情的灵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乐不能不有表情一样。这种东西给我们以内心的温暖和活力,使我们能快乐地去对付人生。

  我把中国作家笔下所用的“情”字译作Passion也许不很对,或者我可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较少激越的热情所生的冲动性质)去译它吗?“情”这一字或许也含着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Sensibility一字的意义,即属于一个有温情的大量的艺术化的人的质素。在西洋的哲学家中,除了埃默森(Emerson)、爱弥尔(Amiel)、朱伯特(Joubert)和伏尔泰外,很少对于热情能说些好话的人,这是奇怪的。也许我们所用的词语虽不同,而我们所指的实是同一样东西。但是,假如说“热情”(Passion)异于“情感”(Sentiment),两者意义不同,而前者只是专指一种暴躁的冲动的情感而言,那么在中国字中便找不到一个相埒的字可以代表它,我们只好依然用“情”这个字了。我很疑惑这是否就是种族脾性不同的表征?这是否就是中国民族缺乏那种侵蚀灵魂去造成那种西洋文学里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这可就是中国文学中没有产生过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这可就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之时饮泣吞声,让敌人带去了他们的情人,或如楚霸王那样,先杀死情人,然后自刎的原因?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观众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在文学上当然也就是这样的了。一个人跟命运挣扎,放弃了争斗,在事过之后,随之在悲剧回忆中,发生了一阵徒然的后悔和想望。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他谕令他的爱妃自杀,以满足叛军的要求,过后,便神魂颠倒地成天思念她。这种悲剧的情感是在那出戏剧结束后,在一阵悲哀中才表现出来的。当他在出狩生活中旅行时,在雨中听见隔山相应的铃声,便作了那首雨霖铃曲以纪念她;他所能看到或扪触到的事事物物,无论是一条余香未尽的小领巾,或是她的一个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这悲剧的结束便是由一个道士替他在仙境里寻觅她的芳魂。如此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一种浪漫的敏感性,如不能称之为热情的话,不过这热情已变成一种圆熟而温和的了。所以,中国哲学家有着一种特点,他们虽卑视人类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却不卑视热情或热感本身,而反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基础,甚至于视夫妇之情为人伦之本。

  我们的热情或情感是随生命而同来,无可选择,正如我们不能择拣父母一样,我们不幸天生就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这是事实。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小孩子是生来就冷心的;当我们渐次失掉那种少年心时,我们才会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情。在我们生活的某一时期中,我们热情的天性是被一种邪恶的环境所摧残压制,挫折或剥削,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我们没有留意使之继续生长,或者是我们不能从这种环境里解脱出来。我们在获取“世事经验”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天性曾多方摧残,我们学会了硬心肠,学会了虚伪矫饰,学会了冷酷、残忍,因此在一个人自夸他已获得了很多的人世经验时,他的神经显已变成不锐敏,而麻木迟钝——此种现象尤其是在政界为最多。结果世界上多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Go-getter),把别人挤在一旁,而自己爬到顶上,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坚定的人,不过感情——他称之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在他胸怀中的最后一些灰烬,则也渐渐熄灭了。我很看不起这种人,这世界上冷酷心肠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国家有一天要施行消灭那些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的话,第一步,应该先把那些无道德感念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铁石心肠的人、残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坚决一无情义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欢乐的人,一起把他们的生殖机能割掉——而不必亟亟于那些疯狂的人和患肺痨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热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许会做出一些愚蠢和卤莽的事情,可是一个无热情也无情感的人却好像是一个笑话或一幅讽刺画了。他跟都德(Daudet)的莎复(Sapho)两者比较起来,只好算一条虫、一架机器、一座自动机、尘世上的一点污点而已。有许多妓女她的一生比大腹贾的商人来得高洁。莎复虽然犯罪,但也懂得爱;我们对于那些会显示深爱的人,应该给予较大的宽恕,无论怎样,她从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总比我们周遭的那些百万富翁怀着更热烈的心情。对圣马利亚(Saint Mary Magdalene)崇拜是对的。热情和情感有时免不了使我们做错事,因而受罪是应该的。但是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过于纵容子女,往往因爱子之心而失掉了理智的判断,不过她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她们一定会回忆到她们从前那种融融泄泄的家庭生活,以为比那些苛刻严峻的人的家庭生活来得快乐。有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纪已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回溯过去的七十八年中,每想到我所做的错事时,我还是觉得快乐的;不过又想到我的愚蠢时,我甚至到今天还不能饶恕我自己。”

  可是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因而跑回家中写出一首悲苦的诗。在中国有许多的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例如喝茶大家张岱,很慷慨地替亲友出力帮忙,甚至把家产也因此花完,而结果还吃了他最亲密的亲友的亏;后来他把这遭遇写成十二首诗,那诗要算是我所曾读到过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几次几乎穷得要饿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绪不久就会烟消雾散,而他依旧会快乐的。

  虽说如此,但这种慷慨热烈的心情须有一种哲学加以保护,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我觉得智和勇是同样的东西,勇乃是了解了人生之后的产物;一而二,二而一,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无价值。智抑制了我们愚蠢的野心,使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骗子(Humbug)——无论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出来而生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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