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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贴,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黩武,并不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情势,赵抃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告,王安石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诰。范镇拒发新命,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〇七〇)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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