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毒药_虚阁网

毒药(1)

　　一天下午，光荣而伟大的作家冯介先生正在写一篇故事的时候，门忽然开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他的哥哥的儿子。问了几句关于学校生活的话，他就拿了一本才出版的书给他的侄儿看。书名叫做《天鹅》，是他最得意的一部杰作。冯介先生的文章，在十年以前，已哄动全国。读了他的文章，没有一个不感动，惊异，赞叹，认为是中国最近的唯一的作家。代他发行著作的书店，只要在报纸上登一个预告，说冯介先生有一本书在印刷，预约的人便纷至沓来，到出书的那一天，拿了现钱来购买的人往往已买不到了。即如《天鹅》这本书，初版印了五千部，第三天就必须赶紧再版五千。许多杂志的编辑先生时常到他家里来谈天，若是发见了他在写小说，无论只写了一半或才开始，便先恳求他在那一个杂志上发表，并且先付了很多的稿费，免得后来的人把他的稿子拿到别的地方去发表。酷爱他的作品的读者屡次写信给他，恳求见他一面，从他那里出去便如受了神圣的洗礼，换了一个灵魂似的愉快。如其得到冯介先生的一封短短的信，便如得到了宝一般，觉得无上的光荣。

　　“小说应怎样着手写呢？叔叔？”沉没在惊羡里的他的侄儿敬谨而欢乐地接受了《天鹅》，这样的问。

　　这在冯介先生，已经听得多了。凡一般憧憬于著作的青年或初进的作家，常对他发这样的问话，希冀在他的回答中得到一点启发和指示。他的侄儿也已不止一次的这样问他。

　　听了这话，冯介先生常感觉一种苦恼，皱着眉头，冷冷的回答说，“随你自己的意思，喜欢怎样，就怎样着手。”

　　但这话显然是空泛的，不能满足问者的希冀。于是这一天他的侄儿又问了：

　　“先想好了写，还是随写随想呢，叔叔？”

　　“整个的意思自然要先想好了才写。”

　　“我有时愈写愈多，结果不能一贯，非常的散漫，这是什么原因呢？”

　　“啊，作文法书上不是常常说，搜集材料之后，要整理，要删削，要像裁缝拿着剪刀似的，把无用的零碎边角剪去吗？”

　　于是他的年青的侄儿像有所醒悟似的，喜悦而且感激的走了出去。

　　但冯介先生烦恼了。他感觉到一种不堪言说的悲哀。他觉得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把这个青年拖到深黑的陷阱中，离开了美丽的安乐的世界；他觉得自己既用毒药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和无数的青年，而今天又戕害了自己年青的可爱的侄儿，且把这毒药授给了他，教唆他去戕害其他的青年的生命。

　　这时，一幅险恶的悲哀的图画便突然高高地挂在光荣的作家的面前，箭似的刺他的眼，刺他的心，刺他的灵魂……

　　二十岁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校里读书。那时显现在他眼前的正是美丽的将来，绕围着的是愉快的世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对于二切都模糊，朦胧。烦恼如浮云一般，即使有时他偶然的遇着，不久也就不留痕迹的散去了。他自己也有一种梦想，正如其他的青年一般，但那梦想在他是非常的甜蜜的。

　　因为爱好文艺，多读了一点文学书，他有一天忽然兴致来了，提起笔写了一篇短短的故事。朋友们看了都说是很好的作品，可以发表出去，于是他便高兴地寄给了一家报馆。三天后，这篇故事发表了。相熟的人都对他说，他如果努力的写下去是极有希望的。过了不久，上海的某一种报纸而且将他的故事转载了出来。这使他非常的高兴，又信笔作了一篇寄去发表。这样的接连发表了四五篇，他得了许多朋友的惊异，赞赏。从此他相信在著作界中确有成就的希望，便愈加努力了。

　　然而美丽的花草有萎谢的时候，光辉的太阳有阴暗的时候，他的命运不能无外来的打击：为了不愿回家和一个不相爱不相熟的女子结婚，激起了父母极大的愤怒，立刻把他的经济的供给停止了。这使他不能再继续地安心读书，不得不跑到一个远的地方去教书。工作和烦恼占据着他，他便有整整的一年多不曾创作。

　　生活逼迫着他，常使他如游丝似的东飘西荡。一次，他穷得不堪时，忽然想起寄作品给某杂志是有稿费可得的，便写了几千字寄了去。不久，他果然收到了十几元钱。这样的三次五次，觉得也是一种于己于人两无损害的事情，又常常创作了。

　　有时，他觉得为了稿费而创作是不对的。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产物。为了稿费而创作，有点近于榨取。但有时他又觉得这话不完全合于事实。有好几篇小说，他在二三年前早想好了怎样的开始，怎样的描写，用什么格调，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样的人物，怎样的结束，以及其他等等。动笔写，本是要有一贯的精神，特别的兴致的。现在把这种精神和兴致统辖在稿费的希望之下，也不能说写出来的一定不如因别的动机写出来的那末好。或者，他常常这样想，榨出来的作品比别的更好一点也说不定，因为那时有一种特别的环境，特别的压迫，特别的刺激和感触，可以增加作品的色彩，使作品更其生动有力。

　　但这种解释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强辩。编辑先生自从知道他创作是因了稿费，便对他冷淡了。读者，不愿再看他的小说了。稿子寄出去，起初是压着压着迟缓的发表，随后便老实退还了给他。

　　“这篇稿子太长了，我们登不下，”编辑先生常常这样的对他说，把稿子退还了给他。有时又这样说，“这篇太短了，过于简略。”

　　在读者的中间常常这样说，“冯介的小说受了S作者的影响，但又不是正统的传代者，所以不值得看。”

　　一次，一个朋友以玩笑而带讥刺的写信给他说，“你的作品好极了，但翻了一万八千里路的筋斗终于还跳不出作家X君的手心！”

　　一位公正的批评家在报纸上批评说，“冯介的小说是在模仿N君！”

　　这种种的刺激使他感觉到一种耻辱，于是他搁笔不写了，虽然他觉得编辑先生的可笑，读者的浅薄。

　　二年后的一天，他在街上走，无意中遇见了一个久不相见的朋友。那个朋友到这里还只两月。他问了问冯介近来的生活之后，便请冯介给他自己主编的将要出版的月刊做文章。冯介告诉他以前做文章所受的奚落，表示不肯再执笔。

　　“读者的批评常是不对的，可以不必管它！至于文章的长短，我都发表，你尽管拿来。稿费从丰！”那个朋友说。

　　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感激从他的心底里涌了出来，他觉得这个朋友对于读者有特殊的眼光，对于他有热心扶助的诚意。这时他的生活正艰苦得厉害，便决计又开始创作了。

　　“别个的稿费须等登出来了以后才算给，但你，”那个朋友接到了他的稿子，说，“我知道你很穷，今天便先给你带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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