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3)_鲁迅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3)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⒀，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⒁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⒂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⒃，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⒄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⒅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⒆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我更不赞成人们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⒇，译过几章《死魂灵》[21]，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22]，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23]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25]，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26]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27]发表了 OV 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 OV 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28]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29]。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30]。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注释】

　　⒀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⒁“白衣秀士”：王伦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见该书第十九回。

　　⒂即收入本书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⒃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⒄茅盾：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⒅聂绀弩：参看本卷第25页注②。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说：“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说：‘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色情的东西来麻醉大众减低大众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下联合起来。”

　　⒆辛人：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在《现实文学》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一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的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和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在一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⒇两本版画：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七月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一本杂感，指《花边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21]《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22]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23]咸肉庄：上海话，一种变相的妓院。

　　[24]指沈端先（夏衍）。

　　[25]田汉：参看本卷第214页注⑨。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还有另两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26]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

　　[27]《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一期发表了OV（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

　　[28]周文（1907─1952）：又名何谷天，四川荥经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给编者的信表示抗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学〉起内哄》一文，其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29]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一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30]田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中止了这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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