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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的“关”(1)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

  我并没有遭着这种打击和恫吓,是万分幸福的,不过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这也并无他意,只以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咱们也不妨谈一谈而已。

  看所有的批评,其中有两种,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缩得更小,或者简直封闭了。

  一种,是以为《出关》在攻击某一个人。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不幸我那《出关》并不合于这一流人的胃口,于是一种小报上批评道:“这好像是在讽刺傅东华,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见并不“是在讽刺傅东华”了,这不是该从别处着眼了么?然而他因此又觉得毫无意味,一定要实在“是在讽刺傅东华”,这才尝出意味来。

  这种看法的人们,是并不很少的,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有谁相像,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竟和书中的谁相像。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但这作者大约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俩,而不知道画家的能力,以为他倒能凭空创造,用不着模特儿来作标本了。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叫作“个人主义”,有破坏“联合战线”之罪,从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海燕》:月刊。胡风、聂绀弩、萧军等创办,署史青文编。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仅出两期即被查禁。《出关》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名利双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社会日报》第三版刊有署名黑二之《四马路来消息三则学学时髦姑名之曰文坛三部曲》中说:“《八月的田间》自鲁迅及鲁系诸人转辗相捧之后,作者田军名利双收”。

   关于《出关》是讽刺傅东华的说法,见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上海《小晨报》徐北辰《评〈海燕〉》一文,其中说:“自老子被硬请上关,讲学,编讲义,以及得了饽饽等赠品被放行止,一句两句的零碎讽刺很多,但却看不准他究竟在讽刺谁,好像是傅东华,然而也只是好像而已,并没有可下断语的凭据。”傅东华(1893─1971),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任《文学》月刊主编。

   施耐庵相传为元末明初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作者。旧籍中关于他的记述互有出入,都无确证,所以这里说“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

   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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