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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日记之二(1)


  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Boris: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Alexander: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

  可惜我还没有看过他们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注释】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世界日报副刊》。

  素园: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北京大学毕业。译有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毕力涅克(U. .]PLMZfO,1894—1941):又译皮涅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同路人”作家。一九二六年夏曾来我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间曾来我国。“竺震旦”是他在中国度六十四岁生日时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我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简称竺国;那时印度一带僧人初入中国,多用“竺”字冠其名。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

  甘地(M.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在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中,屡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监禁,他在狱中便以绝食作为斗争的手段。

  伊本纳兹(1867—1928):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共和党的领导人。。一九二四年春曾随美国的一个世界游历团来我国游历。

  据上海《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和第十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记载,第十一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通过“今后教育官注意民族主义案”,其办法是:“(一)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历史,及说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二)公民教育应以民族自决为对外唯一目的。(三)社会教育,宜对于一般平民提倡民族主义,以养成独立自主之公民。(四)儿童教育多采用国耻图画国耻故事,以引起其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

  斯吉泰烈支(C.J.cOPHRLS_,1868—1941)俄国小说家。

  十月革命时逃亡国外,一九三〇年回国。著有《契尔诺夫一家》等。

  任国桢(1898—1931):字子卿,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他选译当时苏俄杂志中的不同派别的四篇文艺论文编辑而成;为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里培进司基(g.C.BPhSFPZGOPI,1898—1959)苏联作家。《一周间》,是他描写苏联内战的中篇小说。

  尾濑敬止(1889—1952):日本翻译家。曾任东京《朝日新闻》和《俄罗斯新闻》的记者,生平致力于介绍、翻译俄国文学。

  勃洛克(A.A.ULEO,1880—1921)苏联诗人。早期为俄国象征派诗人;后受一九〇五年革命影响,开始接触现实。十月革命时倾向革命。著有《俄罗斯颂》、《十二个》等。

  托罗兹基(B.i.DNEFOPI,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〇年死于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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