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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癸亥


  我是清华癸亥级毕业的。现在又逢癸亥,六十年一甲子,一晃儿!我们以为六十周年很难得,其实五十九周年也很难得,六十一周年更难得。不过一甲子是个整数罢了。

  我在清华,一住就是八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回忆起来当然也有一些琐碎的事可说。我在清华不是好学生,功课平平,好多同学都比我强,不过到时候我也毕业了,没有留级过。品行么,从来没有得过墨盒(只有品学俱佳热心服务或是奉命打小报告的才有得墨盒的资格),可是也没有被记过或进过“思过室”(中等科斋务室隔壁的一间禁闭室)。

  级有级长,每年推选一人担任。我只记得第一任级长是周念诚(江苏籍),他是好人,忠厚诚恳,可惜一年未满就病死了。最后一位是谢奋程(广东人),为人精明,抗战期间在香港作寓公,被日军惨杀。

  每一个中等科新生,由学校指定高等科四年级生作指导员,每周会晤一二次,用意甚善。指导我的是沈隽祺。事实上和我往还较多的是陈烈勋、张道宏。我是从小没离开过家的人,乍到清华我很痛苦,觉得人生最苦恼事第一件是断奶,而上学住校读书等于是第二次断奶。过了好几年我才习惯于新的环境,但是八年来每个星期六我必进城回家过一个温暖的周末。那时候回一趟家不简单,坐人力车经海甸到西直门要一个多小时,换车进城到家又是半个多小时。有时候骑驴经成府大钟寺而抵西直门车站,很少时候是走到清华园车站坐火车到西直门。在家里停留二十四小时,便需在古道夕阳中返回清华园了。清华园是我第二个家。

  八年之中我学到了些什么?英文方面,作到粗通的地步,到美国去读书没有太大的隔阂。教过我英文的有林语堂、孟宪成、马国骥、巢堃琳诸先生,还有几位美国先生。国文方面,在中等科受到徐镜澄先生(我们背后叫他徐老虎,因为他凶)的教诲,在作文方面才懂得什么叫做“割爱”,作文须要少说废话,文字要简练,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五四以后,白话文大行,和闻一多几位同好互相切磋,走上了学习新文学的路子。由于积极参加《清华周刊》的编务,初步学会了撰稿、访问、编排、出版一套技巧。

  五四的学生运动,清华轰轰烈烈的参加了。记得我们的学生领袖是陈长桐。他是天生的领导人才,有令人倾服的气质。我非常景仰他。他最近才去世,大概接近九十高龄了。陈长桐毕业之后继续领导学生自治会的是罗隆基。学生会的活动引发好几次风潮。不一定是学生好乱成性,学校方面处理的方法也欠技巧。有一晚全体学生在高等科食堂讨论罢课问题,突然电灯被熄灭了,这不能阻止学生继续开会,学生点起了无数枝蜡烛,正群情激愤中,突然间有小锣会(海甸民间自卫组织)数人打着灯龙前来镇压,据说是应校方报案邀请而来,于是群情大哗,罢课、游行、驱逐校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数年之间,三赶校长。本来校长周寄梅先生,有校长的风范,亟孚人望,假使他仍在校,情势绝不至此。

  清华夙重体育。上午有十五分钟柔软操,下午四至五强迫运动一小时,这个制度后来都取消了。清华和外面几个大学常有球类比赛,清华的胜算大,每次重要比赛获胜,学校若狂,放假一天。我的体育成绩可太差了,毕业时的体育考试包括游泳、一百码、四百码、铅球等项目。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对我只是摇头。游泳一项只有我和赵敏恒二人不及格,留校二周补考,最后在游泳池中连划带爬总算游过去了,喝了不少水!不过在八年之中我也踢破了两双球鞋,打断了两只球拍,棒球方面是我们河北省一批同学最擅长的,因此我后来右手拾起一块石子可以投得相当远,相当准。我八年没有生过什么病,只有一回感染了腮腺炎住进了校医室。起码的健康基础是在清华打下的,维持至今。

  清华对学生的操行纪律是严格的。偷取一本字典,或是一匹夏布,是要开除的。打架也不行。有一位同学把另一位同学打伤,揪下了一大撮头发,当然是开除处分,这位被开除的同学不服气,跑到海甸喝了一瓶莲花白,回来闯进大家正在午膳的饭厅,把斋务主任(外号李胡子)一拳打在地下,结果是由校警把他抓住送出校去。这一闹剧,至今不能忘。

  我们喜欢演戏,年终同乐会,每级各演一短剧比赛。像洪深、罗发组、陆梅僧,都是好手。癸亥级毕业时还演过三幕话剧,我和吴文藻扮演女角,谁能相信?

  癸亥级友在台北的最多时有十五人,常轮流作东宴集,曾几何时,一个个的凋零了!现只剩辛文锜(卧病中)和我二人而已。不在台北的,有孙立人在台中,吴卓在美国。现在又逢癸亥,欲重聚话旧而不可得,何况举目有山河之异,“水木清华”只在想像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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