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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杂感


  (一)

  我由北京动身的那天正是清明节,天并没有落雨,只是阴云密布,呈出一种黯淡的神情,然而行人已经觉得欲断魂了。我在未走之先,恨不得插翅南翔,到江南调换调换空气;但是在火车蠕动的时候,我心里又忽自嗫嚅不安起来,觉得那座辉煌庞大的前门城楼似乎很令人惜别的样子。不知有多少人诅咒过北京城了,嫌它灰尘大。在灰尘中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我,却在暂离北京的时候感到恋恋不舍的情意!我想跳下车来,还是吃一个期的灰尘罢,还是和同在灰尘中过活的伴侣们优游罢……但是火车风驰电掣地去了。这一来不大打紧,路上可真断魂了。

  断了一次魂以后,我向窗外一望,尽是些垒垒的土馒头似的荒冢;当然,我们这些条活尸,早晚也是馒头馅!我想我们将来每人头上顶着一个土馒头,天长日久,中国的土地怕要完全是一堆一堆的只许长草不许种粮的坟头了。经济问题倒还在其次,太不美观实在是令人看了难受。我们应该以后宣传,大家“曲辫子”以后不要在田地里筑起土馒头。

  和我同一间车房的四位旅客,个性都很发达。A是一个小官僚,上了车就买了一份老《申报》和一份《顺天时报》。B、C、D,三位似乎都是一间门面的杂货店的伙计。B大概有柜台先生的资格,因为车开以后他从一个手巾包里抽出一本《小仓山房尺牍》来看。C有一种不大好的态度,他喜欢脱了鞋抱膝而坐。D是宰予之流,车开不久他就张着嘴睡着了;睡醒以后,从裤带上摘下一个琵琶形的烟口袋,一根尺余长的旱烟杆。这三位都不知道地板上是不该吐痰的,同时又不“强不知以为知”的,于是开始大吐其痰。我从他们的吐痰,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特备的国粹,“调和性”。一旦痰公然落到地板上以后,痰的主人似乎直觉地感到一些不得劲儿,于是把鞋底子放在痰上擦了几下。鞋底擦痰的结果,便是地板上发现一块平匀的湿痕。(痰是看不见了,反对地板上吐痰的人也无话可说了,此之谓调和。)

  从北京到济南,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着,我并没有什么不满,因为我知道这叫作“民众化”!

  (二)

  车过了济南,酣睡了一夜。火车的单调的声音,使人不能不睡。我想诗的音节的功效也是一样的,例如Speuseianstanza,前八节是一样的长短节奏,足以使人入神,若再这样单调下去,读者就要睡了,于是从第×行便改了节奏,增加一个音。火车是永远的单调,并且是不合音乐的单调。但是未来派的音乐家都是极端赞美一切机轮轧轧的声音呢。

  一觉醒来,大概是安徽界了罢,但见一片绿色,耀人眼帘,比起山东界内的一片荒漠,寸草不生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了。我前年过此地的时候,正是闹水灾,现在水干了,全是良田。北方农人真是寒苦,不要说他们的收获不及南方的农家的丰富,即是荒凉的环境,也够人难受了。但是由宁至沪一带,又比江北好多了,尽是一片一片的油菜花,阳光照上去,像黄琉璃似的,水牛也在稻田里面工作着,山清水秀,有说不出的一股鬯和的神情。似泰山一带的山陵,雄险峻危,在江南是看不到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想近水的人真是智,不说别的,单说在上海从四马路到马霍路黄包车夫就敲我二角钱!

  (三)

  我在上海会到的朋友,有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除了达夫以外,都是没会过面的文字交,其实看过《女神》《三叶集》的人不能说是不认识沫若了。沫若和仿吾住在一处,我和达夫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正在吃午饭。饭后我们便纵谈一切,最初谈的是国内翻译界的情形。仿吾正在做一篇论文,校正张东荪译的《物质与回忆》。我从没有想到张东荪的译本居然会有令人惊异的大错。

  上海受西方化的程度,在国内要首屈一指了。就我的观察所及,洋服可以说是遍处皆是,并且穿得都很修洁可观。真糟,什么阿猫阿狗都穿起洋装来了!我希望我们中国也产出几个甘地,实行提倡国粹,别令侵入的文化把我们固有的民族性打得片甲不留。我在上海大概可以算是乡下人了,只看我在跨渡马路时左右张望的神气就可以证实,我很心危,在上海充乡下人还不要紧,在纽约芝加哥被目为老戆,岂不失了国家体面?不过我终于是甘心做一个上海的乡下人,纽约的老戆。

  除了洋装以外,在上海最普遍的是几句半通的英语。我很怀疑,我们的国语是否真那样的不敷用,非带引用英语不可。在清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时常中英合璧地说话是不大好的,哪里晓得,清华学生在北京固是洋气很足,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学生比比,那一股洋气冲天的神情,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望其项背了。

  (四)

  嘉善是沪杭间的一个小城。我到站后就乘小轿车进城,因为轿子是我的舅父雇好了的。我坐在轿子上倒也觉得新奇有趣。轿夫哼哈相应,汗流浃背,我当然觉得这是很不公道的举动,为什么我坐在轿上享福呢。但是我偶然左右一望,看着黄金色的油菜色,早把轿夫忘了。达夫曾说:“我们只能做Bougeoisie的文学,‘人力车夫式’的血泪文学是做不来的。”我正有同感。

  嘉善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这倒真是丝毫未受西方化的特征。两条街道,虽然窄小简陋,但是我走到街上心里却很泰然自若,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没有汽车电车等杀人的利器追逐我。小小的商店,疏疏的住房,虽然是很像中古时期的遗型,在现代未免是太无进步,而我的确看到,住在这里的人,精神上很舒服,“乐在其中矣”。

  这里有一个医院,一个小学校,一个电灯厂,还有一营的军队。鸦片烟几乎是家常便饭,吹者不知凡几。生活程度很低,十几间房子租起来不过五块钱。我想大城市生活真是非人的生活,除了用尽心力去应付经济压迫以外,我们就没有工夫做别的事了。并且在大城市里,物质供给太便利,精神上感到不安宁的苦痛。所以我在嘉善虽然只住了一天,虽然感受了一天物质供给不便利的情形,但是我在精神上比在上海时满意多了。

  (五)

  我到南京,会到胡梦华和一位玫瑰社的张女士,前者是我的文字交,后者是同学某君介绍的,他们都是在东南大学。我到南京的时候是下午,那天天气还好,略微有些云雾的样子。梦华领我出了寄宿舍,和一个车夫说:“鸡鸣寺!怎么,你去不去?”车夫迟疑了一下,笑着说:“去!”我心里兀自奇怪,我想车夫为什么笑呢?原来鸡鸣寺近在咫尺,我们坐上车两三分钟就到了,这不怪车夫笑我们,我们下了车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梦华说:“我恐怕你疲倦了……”

  鸡鸣寺里有一间豁蒙楼,设有茶座,我们沿着窗边坐下了。这里有许多东大的学生,一面品茶,一面看书,似乎是非常的潇洒快意。据说这个地方是东大学生俱乐部的所在。推窗北眺,只见后湖的一片晶波闪烁,草木葱茂。石城古迹,就在寺东。

  北极阁在寺西,雨渍尘封,斑驳不堪了,登阁远瞩,全城在望。

  南京的名胜真多,可惜我的时间太短促了。第二天上午我们游秦淮河,下午我便北返了。秦淮河的大名真可说是如雷贯耳,至少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应该知道。我想象中的秦淮河实在要比事实的还要好几倍,不过到了秦淮河以后,却也心满意足了。秦淮河也不过是和西直门高梁桥的河水差不多,但是神气不同。秦淮河里船也不过是和万牲园松风水月处的船差不多,但是风味大异。我不禁想起从前鼓乐喧天灯火达旦的景象,多少的王孙公子在这里沉沦迷荡!其实这里风景并不见佳,不过在城里有这样一条河,月下荡舟却也是乐事。我在北京只在马路上吃灰尘,突然到河里荡漾起来,自然觉得格外有趣。

  东南大学确是有声有色的学校,当然它的设备是远不及清华,它的图书馆还不及我们的旧礼堂;但是这里的学生没有上海学生的浮华气,没有北京学生的官僚气,很似清华学生之活泼朴质。清华同学在这里充教职的共十七人,所以前些天我们前校长周寄梅到这里演说,郭校长说出这样一句介绍词:“周先生是我们东南大学的太老师。”实在,东大和清华真是可以立在兄弟行的。这里的教授很能得学生的敬仰,这是胜过清华的地方。我会到的教授,只是清华老同学吴宓。我到吴先生班上听了一小时,他在讲法国文学,滔滔不断,娓娓动听,如走珠,如数家珍。我想一个学校若不罗致几个人才做教授,结果必是一个大失败。我觉得清华应该特别注意此点。梦华告诉我,他们正在要求学校把张鑫海也请去,但因经济关系不知能成功否。下午梦华送我渡江,我便一直地北上了。我很感激梦华和张女士,蒙他们殷勤的招待,并且令梦华睡了一夜的地板。

  (六)

  我南下的时候,心里多少还有几分高兴,归途可就真无聊了。南游虽未尽兴,到了现在总算到了期限,不能不北返了。在这百无聊赖的火车生活里怎么消遣?打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躺在床上,睡也睡不着。可怕的寂寥啊!没有法子,我只有去光顾饭车了。

  一天一夜的火车,真是可怕。我想利用这些时间去沉思罢,但是辘辘的车声吵得令人焦急。在这无聊的时候,我也只有做无聊的事了。我把衣袋里的小本子拿出来,用笔写着:——“我是北京清华学校的某某,家住北京……胡同,电话……号,Incase of accident, please notify my family!”事后看起来,颇可笑。车到泊头,我便朗吟着:

  ——列车斗的寂然,
  到哪一站了,
  我起来看看。
  路灯上写着“泊头”,
  我知道到的是泊头。

  无聊的诗在无聊的时候吟,更是无聊之极了。唉,不要再吟了,又要想起那“账簿式”的诗集了!

  我在德州买了一筐梨,但是带到北京,一半烂了。

  我很想在车上作几首诗,在诗尾注上“作于津浦道上”,但是我只好比人独步,我实在办不了。同车房里有一位镇江的妇人,随身带了十几瓶醋,那股气味真不得了,恐怕作出诗也要带点秀才气味呢。

  在夜里十点半钟,我平安地到了北京,行李衣服四肢头颅完好如初,毫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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