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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


  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虽然,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则豪杰与舆论常不相容,若是,豪杰不其殆乎?然古今尔许之豪杰,能灿然留功名于历史上者踵相接,则何以故?

  赫胥黎尝论格兰斯顿曰:“格公诚欧洲最大智力之人。虽然,公不过从国民多数之意见,利用舆论以展其智力而已。”约翰·摩礼(英国自由党名士,格公生平第一亲交也)驳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舆论之仆,而舆论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以实行我政策。’此实格公一生立功成业之不二法门也。盖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即其所创造者而已。”

  饮冰子曰:谓格公为舆论之母也可,谓格公为舆论之仆也亦可。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爱存也。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惟其尽为仆之义务,故能享为母之利权。二者相应,不容假借。豪杰之成功,岂有侥幸耶?

  古来之豪杰有二种:其一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为刍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虽然,乙种之豪杰,非豪杰而民贼也。二十世纪以后,此种虎皮蒙马之豪杰,行将绝迹于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德,斯为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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