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杨深秀传

杨深秀传

　　杨君，字漪村，又号孴孴子，山西闻喜县人也，少颖敏。十二岁录为县学附生，博学强记，自《十三经》《史》《汉》《通鉴》《管》《荀》《庄》《墨》《老》《列》《韩》《吕》诸子，乃至《说文》《玉篇》《水经注》，旁及佛典，皆能举其辞，又能钩玄提要，独有心得，考据宏博，而能讲宋明义理之学，以气节自厉，岧峣独出，为山西儒宗。其为举人负士林重望。光绪八年，张公之洞巡抚山西，创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特聘君为院长，以矜式多士。光绪十五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势，请联英日以拒俄，词甚切直。时都中人士，皆知君深于旧学，而不知其达时务，至是共惊服之。君与康君广仁交最厚，康君专持废八股为救中国第一事，日夜谋此举。四月初间，君乃先抗疏请更文体，凡试事仍以《四书》《五经》命题，而篇中当纵论时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盖八股之弊积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扫，故以渐而进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议行。时皇上锐意维新，而守旧大臣盈廷，竞思阻挠。君谓国是不定，则人心不知所向，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济，乃与徐公致靖先后上疏，请定国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国是之诏”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风矣。初请更文体之疏，既交部议，而礼部尚书许应骙庸谬昏横，辄欲驳斥，又于经济科一事，多为阻挠。时八股尚未废，许自恃为礼部长官，专务遏抑斯举。君于是与御史宋伯鲁合疏劾之，有诏命许应骙自陈，于是旧党始恶君，力与为难矣。御史文悌者，满洲人也。以满人久居内城，知宫中事最悉，颇愤西后之专横，经胶旅后，虑国危，闻君门下有某人者，抚北方豪士千数百人，适同侍祠，竟夕语君宫中隐事，皆西后淫乐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长麟去官之故乎？长麟以上名虽亲政，实则受制于后，请上独揽大权。曰：‘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者。’其言可谓独得大义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见澍贝勒仅一袴蔽体，上身无衣，时方正月祁寒，拥炉战栗，吾怜之，赏钱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孙如此，盖为上示戒，故上见后辄颤，此与唐武氏何异？”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眦欲裂。君美其忠诚，乃告君曰：“吾少尝慕游侠能有逾墙，抚有昆仑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壮其言而虑其虽难，时文数访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请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难成，先生见文则诘之，文色变，虑君之泄漏而败事也。日腾谤于朝以求自解，犹虑不免，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开保国会，为守旧大众所恶，因附会劾之，以媚于众，政变后之伪谕，为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文悌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杨，且责文之诬罔，令还原衙门行走。于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报，连上书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请派亲王贝勒宗室游历各国，遣学生留学日本，皆蒙采纳施行。又请上面试京朝官，日轮二十八人，择通才召见试用，而罢其罢老庸愚不通时务者，于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为疆臣之冠。而湖南守旧党与之为难，交章弹劾之，其诬词不可听闻。君独抗疏为剖辨，于是奉旨奖厉陈而严责旧党，湖南浮议稍息，陈乃得复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伪命既下，党案已发，京师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撄其锋。君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大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归政，遂就缚。狱中有诗十数章，怆怀圣君，睠念外患，忠气之诚，溢于言表。论者以为虽前明方正学杨椒山之烈不是过也。君持躬廉正，取与之间，虽一介不苟，官御史时家赤贫，衣食或不继，时惟庸诗文以自给，不稍改其初。居京师二十年，恶衣菲食敝车羸马，坚苦刻厉，高节绝伦，盖有古君子之风焉。子韨田，字米裳，举人，能世其学，通天算、格致，厉节笃行，有父风。

　　论曰：漪村先生可谓义形于色矣。彼逆后贼臣，包藏祸心，蓄志既久，先生岂不知之？垂帘之诏既下，祸变已成，非空言所能补救，先生岂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谔谔，为请撤帘之迂论，斯岂非孔子所谓“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变，天地反常，日月异色，内外大小臣僚以数万计，下心低首，忍气吞声，无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从容慷慨，以明大义于天下，宁不知其无益哉？以为凡有血气者固不可不尔也，呜呼！荆卿虽醢，暴嬴之魄已寒；敬业虽夷，牝朝之数随尽。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岂计成败乎？岂计成败乎！漪村先生可谓义形于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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