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第三章戊戌废立详记

第三章戊戌废立详记

　　西后既蓄此隐谋，因推其不肖之心以待皇上，疑心生暗魅，常反疑皇上与诸臣之欲废己也。乙未、丙申之间，虽宗室王公及命妇入宫者，皆须搜检其身，恐藏有凶器，虽庆亲王之妻入宫，亦须搜云。而其忌皇上之召见小臣为尤甚，盖大臣皆西后之心腹，且老耄无气，故不畏之。少年气盛之人，感皇上之恩，必乐效驰驱，故最忌之。文廷式所以数经惊险者以此也。胶州、旅顺、威海既割，康有为屡次痛哭言事，皇上屡欲召见之，而为恭邸所压抑，及恭邸既薨，徐致靖奏荐康有为，于是有召见康有为之事。此实为改革之一大关键，而废立之谋亦从此决矣。

　　恭亲王之死，于改革及废立皆有大关键，今请先言恭亲王之为人。王当同治间，有文祥为之辅佐，故政绩甚可观，其实见识甚隘，不通外国情形，加以近年耄气益深，绝不以改革为然。故恭亲王未死时，皇上欲改革而不能，因王为军机首座，不肯奉诏，皇上无如何也。王虽无识，不知改革，然尚知大义，且尝受文宗皇帝遗诏，令其节制西后，故西后颇惮之。废立之举，恭王力持不可，西后亦无如何也。

　　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觐见，而二十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其谕略云：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屡次经人奏参，且于召对时出言不逊，渐露揽权狂悖情形，本当从重惩处。姑念在毓庆宫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及翁同龢之出京也，荣禄赆之以千金，且执其手呜咽而泣，问其何故开罪于皇上云。呜呼！李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剑，于今复见，小人之伎俩诚可畏哉！

　　此四月二十七日事也。同日并下有数诏书，皆出西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职者皆须到皇太后前谢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禄来京，命张之洞毋庸来京；其三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间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阅兵之举，亦以此日决议。盖废立之谋，全伏于此日矣。荣禄之不入军机而为北洋大臣何也？专为节制北洋三军也。北洋三军，曰董福祥之甘军，曰聂士成之武毅军，曰袁世凯之新建军。此三人皆荣禄所拔擢，三军皆近在畿辅。荣禄讽御史李盛铎奏请阅兵，因与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议，盖欲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者，而莫敢进言。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惟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藉势以去之。皇上之危险，至此已极矣。

　　初，二三月间，荣禄尝欲联合六部九卿上表，请西后复行垂帘，先谋之于兵部尚书徐郙。徐郙曰：“奈清议何？”事遂沮。李盛铎又欲联御史连署请垂帘，奔走数日，不能得，有两人皆模棱两可，亦不能成。及巡幸天津之议既定，遂不复谋此事。

　　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于是不复防闲，一听皇上之所为。故皇上数月以来，反因此得有一二分之主权，以行改革之事。当皇上之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自此无以为言者。或问于荣禄曰：“皇上如此妄为，变乱祖制，可奈何？”荣禄曰：“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盖彼之计画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自四月以来，北京谣言极多，皆言皇上病重，初言患淋症，继言患腹泄症，继言患遗精症，继言患咳嗽症，皆云自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确凿有据。或言张荫桓进红丸，或言康有为进红丸，亦皆言之确凿。盖皆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以为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张等罪名之地也。彼等言皇上无时不病重，然皇上日日办事，召见大小臣，且间数日必诣颐和园向西后前请安，常在灜秀园门跪迎跪送西后，是岂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有人问军机大臣王文韶云：“皇上之病实何如？”王曰：“吾日日见皇上，实不觉其有他病，但有肝病耳。”盖皇上每怨诸臣之疲玩，常厉声责之，故王谓其肝火盛也。谭嗣同召见时，当面询皇上病体若何？皇上言：“朕向未尝有病，汝何忽问此言？”谭乃惶恐免冠谢云。观此，则皇上之无病甚确矣。而彼等之造此言者，盖欲他日加害皇上，而以病崩布告天下，钳塞人口也。至其谓康、张进红丸，出入宫禁，盖欲俟加害皇上后，即以此诬坐二人之罪。其布置历历可数矣。政变之日（八月初六日），北京即有电旨往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电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国领事，请其协拿，英领事亲见之。夫皇上至今尚存，而彼于八月初六日，即诬康以已弑皇上之罪。盖其蓄谋甚久，欲加害皇上而归罪于康，故先造此谣言，令人人皆信也。

　　至七月初间，皇上忽语庆亲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罢行之说，已宣传于道路。当时适值革礼部六堂官，擢军机四京卿之时。守旧党侧目相视。七月二十间，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谒荣禄。越数日，御史杨崇伊等数人，又往天津谒荣禄，皆不知所商何事。而荣禄遽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移驻长升店（距北京彰义门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是日有旨命袁世凯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即日超擢为侍郎，初二日复召见袁世凯，是日又召见林旭，而御史杨崇伊、张仲炘等，亦于是日诣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云。初三日荣禄忽有电报达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参崴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请即遣袁世凯回天津防堵。袁世凯即于初四日请训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于初五日复召见袁世凯，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帘，志士逮捕之事。

　　二十八日之召见杨锐，初二日之召见林旭，初五日之召见袁世凯，皇上皆赐有朱笔密谕。二十八日之谕系赐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初二日之谕系专赐康有为，初五日之谕系专赐袁世凯云。闻袁世凯既退朝语人云：“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故当时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废幽西后之事。而政变之时，贼臣即藉此以为谋围颐和园之伪诏以诬污皇上者也。后康有为将前两谕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然则袁之密谕，亦无废后之事可想而知。今将赐康有为等之两谕揭载于下：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上七月二十八日谕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五人，由杨锐带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上八月初二日谕康有为一人，由林旭带出。

　　自初六日垂帘之诏既下，初七日有英国某教士向一内务府御膳茶房某员，询问皇上圣躬安否，某员言皇上已患失心疯病，屡欲向外逃走云。盖皇上自恐不免，因思脱虎口也，而为西后之党所发觉，乃将皇上幽闭于南海之瀛台。南海者，大内之离宫也，瀛台在海之中心，四面皆环以水。一面设板桥以通出入，台中约有十余室云。当皇上之欲外逃也，闻有内监六人导之行，至是将六监擒获，于十三日与六烈士一同处斩，而西后别易己所信任之内监十余人以监守瀛台。名虽至尊，实则囚虏矣。

　　八月十三日，忽有一上谕，言皇上自四月以来病重，宣诏天下名医入宫医治。国人见此诏书，无不骇诧。盖皇上自四月以来，召见引见群臣，不下数百人，日日办事，早朝晏罢，圣躬之无病，众所共见。乃今忽有此诏，盖西后、荣禄等之用意有三端焉：一欲施酖毒，二欲令皇上幽囚抑郁逼勒而死，三欲藉皇上久病之名，因更立太子，强使禅位也。盖彼欲行此三策，必须诬皇上为久病，然后不至动天下之兵。故数月以来，内务府遍布病重之谣言，皆以此故。犹恐天下之人不见信，故特降此伪诏，其用心之险毒已极矣。

　　自八月初十日至三十日之间，杖杀之宫女内监，其数甚多。闻皆在怀中搜出有枪刀等器，西后谓其欲行刺己，故杀之云。至内监等之带枪刀，或为保护皇上，实未可知，要之不可谓非义士也。又闻某日在宫中搜出西衣数袭，乃有某优伶携入者，疑是皇上欲易衣装，托于英国、日本使馆云。事既露，优伶等亦被捕。盖皇上处樊笼之中，其困苦颠连之情形，可以想见矣。

　　自九月以后，立储易位之议，道路传说。初议立庆亲王之子，又议立贝勒载濂之子，因有宗室二人坚持不允，大臣亦有以为言者。故不敢明目张胆以行之。然杖杀太监之事，日有所闻。又九月初二日皇上在瀛台微行，已至某门，经太监苏拉等跪阻，仍还瀛台，次日西后命将瀛台之板桥拆去。向来皇上用御膳，除例备一席外，另有西后赐皇上一席，皇上每日向食西后所赐之一席。盖例席实皆腐冷之品，不能入口也。至是西后命将赐席裁撤，而例备之一席菜蔬品数，亦命递减云。

　　法国医士入诊后，其详细情形，外间传言不一，而最可诧骇者则某西报载述法医之言，谓皇上每日饮食中，皆杂有硝粉，故病日增云云。此虽未知确否，然以意揣之，实不能谓其必无。盖废立与毒杀，皆恐动天下之清议，故不如为无形之毒杀也。阳历10月某日，日本《时事新报》载有北京特派员来书，述废立情形，最能窥见满洲党人之用心。今照录如下：

　　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废立皇上，预约庆、端二亲王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太后之诏而举事，而卒不见诸实事者，亦有故也。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计画，非猝然而起也。自摄政以来，悉废皇上之新政，帝党或刑或放，或革。帝之爱妃，亦剥夺其首饰，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此皆以禁制皇上之自由，而使毫无生趣者也。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竟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日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虽然，亦不足为皇上幸也。今托词皇上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论，则可为深虑焉。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皇上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置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或曰已召濂贝勒之第三子于宫中，将立之云。

　　【按】以上所论，最得北京宫廷之情实矣。以庆、端二王为后所最亲信也，然其所谓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犹未为深悉情形。盖废立之谋，实定于四月二十七日，非深入局中之人不能知也。帝之爱妃，至今日犹仅穿单衣，与虐待澍贝勒之情形真同出一辙。而于皇上之病，求米粥不与，求鸡丝不与，则与往者逼死毅后之事又全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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