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2)

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2)

　　五月初二日上谕：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钦此。

　　【谨按】今年正月，上谕举行经济特科之外，更举经济常科，试时务策论，及政治、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各专门之学。实为非常之举，以开民智而救八股愚民之害者也。其试科章程，交礼部议，许应骙为礼部尚书，乃欲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士论大哗。杨深秀、宋伯鲁开新志士之眉目也，不畏强御，合词劾之。皇上深恶其阻挠，即欲黜之，刚毅为之代求，故仅使回奏，后卒因其抑遏王照之奏，而黜礼部全堂，实由深恶许应骙也。然自此上位遂不保，呜呼！以天子之权，而不能去一尚书，可胜慨哉！

　　初五日上谕：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考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浅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厉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艺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辩博，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钦此。

　　【谨按】经义试士始于王安石，而明初定为八股体式，尊其体曰“代孔孟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禁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不得言秦汉以后之事。于是士人皆束书不观，争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此辈循资按格，即可以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长为长吏矣。以国事民事托于此辈之手，欲其不亡，岂可得乎？况士也者，又农工商贾妇孺之所瞻仰而则效者也。士既如是，则举国之民从而化之，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昔人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也。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盖学问，立国之基础，而八股者乃率天下之人使不学者也。近日有志之士，谓八股与中国不两立，岂不然哉！康有为及御史杨深秀，于三月时曾上书请废之，为许应骙所驳，遂不行。四月初旬，梁启超复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之，格不达。至康有为、张元济召见，皆力陈其害，康至谓辽台之割，二百兆之偿，琉球、安南、缅甸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皇上喟然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康即请曰：“皇上知其无用，能废之乎？”上曰：“可也。”于是康退朝告宋伯鲁，使抗疏再言之，康亦自上一书。疏既上，上命军机大臣立拟此旨，刚毅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上曰：“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诏遂下，于是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故此数月废八股之效，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实大有关系也。然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

　　【又按】世之论者，多以为此次政变由急激所招。夫所谓急激者，殆谓不顺人情，故召怨谤也。然怨谤之起，莫甚于废八股一事，然世之论者将畏谤而不废八股乎？不废八股，可以为治乎？吾欲问之。

　　初八日上谕：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事件，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著迅速覆奏，毋再迟延。其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覆。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覆奏，定即从严惩治不贷。钦此。

　　【谨按】我国向来一统，以高卧无事为治，故设官分职，互相钤制；一职而有数人，一人而兼数职，遂相牵相诿，至无一事能办者。大学堂自乙未年下诏开办，至今三年，四烦上谕矣，而大臣犹视同无物。若非皇上之雷厉风行，谆谆催问，必将再延三年，尚无一字矣，而外人犹訾上之急激。局外人岂知局中之苦哉！

　　十五日上谕：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详细章程，缮单呈览一折。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闳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著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分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著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著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起见，该教习等，按照奏定课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钦此。

　　【谨按】自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

　　同日上谕：举人梁启超著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钦此。

　　【谨按】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敝，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论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故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中国旧有译出之书，详于医学、兵学，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财政、法律等书，则几绝无焉。且亦皆数十年前之旧本，西人悉已吐弃者，故不能启发才智，转移士论也。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开强学会于上海，倡译日本书之论。盖以日本与我同文，译之较易也。后强学会被禁，事遂中止。康复说张之洞筹款办之，张许诺而卒不办。至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言译书之要，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遂有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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