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六章近世之学术(6)

第六章近世之学术(6)

　　第三节最近世

　　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首倡之者为武进庄方耕（存与），著《春秋正辞》。方耕与东原同时，相友善，然其学不相师也。戴学治经训，而博遍群经；庄学治经义，而约取《春秋公羊传》。东原弟子孔巽轩（广森）虽尝为《公羊通义》，然不达今文家法，肤浅无条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刘申受（逢禄），始专主董仲舒、李育，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间，其学浸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定庵有《文集》三卷，《续集》四卷。定庵，段茂堂外孙也，其小学多得自段氏，而经义则挹自庄、刘；又好治史，憙章实斋之学，言《六经》皆史；又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盖甚复杂。然其于《春秋》盖有心得，能以恢诡渊眇之理想，证衍古谊。其于专制政体，疾之滋甚，《集》中屡叹恨焉（《集》中如《古史钩沉论》《乙丙之际著议》《京师乐籍说》《尊任》《尊隐》《撰四等十仪》《壬癸之际胎观》等篇，皆颇明民权之义。其余东鳞西爪，全集往往见），又颇明社会主义，能知治本[龚集《平均篇》云：“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中略）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丧天下。”此近世泰西社会学家言根本之观念也]。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其文又瑰玮连犿，浅学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来，欧、美学澎湃输入，虽乳臭之子，其眇思醰说，皆能轶定庵；顾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谤前辈也。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胜，故细行多不检，其恶习影响于新学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经，著《诗古微》《书古微》《诗》主齐、鲁、韩，《书》主欧阳、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由今日视之，其无谓亦甚矣。然一家之言，不可诬也（余杭章氏谓“齐、鲁、韩、欧阳、大小夏侯各有师法，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魏氏不知师法略例，一切混合，殊无条理”云云。是诚中魏氏之失。但今文经说中，虽互有歧异，然其歧异与今古文之歧异相比较，则异中仍从同也。譬之则如景教之新、旧教。新教中派别数十，亦各相非；然以之与罗马旧教相比较，则新、旧异点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异点甚小也。不得以此遽抹煞魏氏学）。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洸，岂不然哉！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然则今文学与新思想之关系，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纯治今文者，即今文学亦安得有尔许魔力！欲明其理，请征泰西。夫泰西古学复兴，遂开近世之治。谓希腊古学，果与近世科学、哲学有不可离之关系乎？殆未必然。然铜山崩而洛钟应者，其机固若是也。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其所发明者，不必其遂有当于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自能震耸一般之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此怀疑派所以与学界革命常相缘也。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而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此几一动，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诡之论起焉；俶诡之论多，优胜劣败，真理斯出。故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此征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今勿具论。其与龚、魏相先后而其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兆洛）、长洲宋于庭（翔凤）、仁和邵位西（懿辰）。宋氏傅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当巨子。李氏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礼》，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闿运），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王氏遍注群经，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今学大师。盖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学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可谓不惮烦（其门人某著有《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又廖所著书，其目皆见于《光绪井研志》），而其说亦屡变。初言古文为周公，今文为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其最后说，则戊戌以后，惧祸而支离之也。早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虽然，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好学深思之誉，不能没也。盖自今古之讼既兴，于是朱右曾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陈乔枞有《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陈立有《公羊义疏》，专凭西汉博士说以释经义者间出，逮廖氏而波澜壮阔极矣。

　　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㫚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而其影响，则既若此。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欧美科学所簸功；然谓南海学说无丝毫之功，虽极恶南海者，犹不能违心而为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挽近学界，对于孔子而试挑战者，颇不乏人。若孔子之为教主与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年来学界之功罪也，孔子与六家九流之优劣比较也，孔子与泰西今古尊哲之优劣比较也，莽然并起，为学界一大问题。顾无论或推尊之，或谤议之，要之其对于孔子之观念，以视十年前，划若鸿沟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来，以至康南海《孔子改制考》出世之日，学者之对于孔子，未有敢下评论者也。恰如人民对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君权，视为与我异位，无所容其思议，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权之性质，拟议其长短得失者。夫至于取其性质而研究之，则不惟反对焉者之识想一变，即赞成焉者之识想亦一变矣。所谓脱羁轭而得自由者，其几即在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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