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新政之阻挠及破坏（下）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遂尽废新法，且窜逐神宗朝旧臣，今记其略如下：

　　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

　　十一月，罢方田法。

　　十二月，罢市易法。

　　同月，罢保马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罢青苗法。

　　三月，罢免役法。

　　四月，罢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窜邓绾、李定于滁州，窜吕惠卿于建州。

　　二年正月，禁用王氏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罢明法科。

　　五月，窜蔡确于新州。

　　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者，其他不复枚述。一言蔽之，则当时于熙、丰所行之事，无一不罢；于熙、丰所用之人，无一不黜而已。范纯仁尝语司马光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诸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见《宋史》纯仁本传）”昔光尝奏对神宗，谓安石贤而愎。夫光之贤，吾未知视安石何如，若其愎则何相肖而又加诸厉也！而新法遂从兹已矣。

　　新法之当废与否，吾于前数章既详论之，不再赘。而据俗史所纪，则谓元祐初政，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四夷动色者也。吾不暇与之辨，请引先儒之说一二，助我张目焉。

　　陈氏（汝锜）《司马光论》云：

　　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尝试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往复商订，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积岁弥月，乃始布为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长深宫，懵于闾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计害，原始而究终，法未布于方内，而情伪已瞭徹胸中如列眉（两眉对列，谓真切无疑）。故虽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执政，下逮监门，竞苦口焉，而不为中止。虽其间奉行过当，容有利与害邻而实与名戾者，要在因其旧以图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厉民，而上不失先帝遗意。斯宵小无所乘其间，而报复之祸无从起矣。安在悻悻（xìng xìng刚愎傲慢的样子）自用，尽反前辙？前以太后诸人争之而不能得之于神宗者，今以范苏诸人争之而亦不能得之于君实。一有逢己之蔡京，则喜为奉法，盖先帝肉未冷，而诸法破坏尽矣。是欲以臣而胜君，而谋之数十年者，可废之一朝也。是谓己之识虑为能贤于先帝，而昔以为良法，今以为秕政也。不大横乎！孔子何以称孟庄子之不改父臣与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为君，岂政由宁氏，听穿鼻于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居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终身守之，而不与手实鬻祠俱报罢乎？且元祐之划除更张无孑遗，而所云百世不可变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灵，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为，告之宗庙颁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吾君之母也。君母而可废阁先帝行事，是吕后之所以灭刘，而武后之所以篡唐为周也。人臣而可挟母后之权弁髦（biàn máo弁，黑色布帽；髦，童子眉际垂发。古代男子行冠礼，加弁剃髦。弁髦：蔑视，抛弃。）其主，是徐纥、郑俨、李神轨之共相表里而势倾中外也。尚可训乎？况元祐之初，嗣君已十余龄矣，非遗腹襁褓而君者，朝廷进止，但取决于宣仁，而嗣君无与焉。虽嗣君有问，而大臣无对，此何礼也？苏子容危其事，每谓诸老无太纷纭，君长谁任其咎？而哲宗亦谓惟苏颂知君臣之礼。盖哲宗之藏怒蓄愤，已不在绍圣亲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报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时矣。何者？人臣而务胜其君以为忠，岂人子而不务继述其父以为孝？上见其意，下将表异。一表之于章惇，而羁管窜逐无虚日。再表之于蔡京，而为妖为孽，外假绍述之名而以济其私，而宋事不可为矣。君实不当少分其咎哉？孔子曰：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不虑终，不稽敝，乃举而委之于天，曰天若祚（zuò 赐福）宋，必无此事。天可幸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乎？则太甲之颠覆典刑，为天实祚商；而汉惠帝之与曹参辈，守画一而清静焉，为天不祚汉矣。

　　王氏（夫之）《宋论》云：

　　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亲政以还，凡六年。绍圣改元以后，其进小人，复苛政，为天下病者，勿论矣。元祐之政，抑有难于覆理者焉。绍圣之所为，反元祐而实效之也，则元祐之所为，矫熙、丰而抑未尝不效之，且启绍圣而使可效者也。呜呼，宋之不乱以危亡者几何哉！天子进士以图吾国，君子出身以图吾君，岂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哉？必将有其事矣。事者，国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图边疆也。其施于民者，视其所勤而休养之，视其所废而修明之，拯其天灾，惩其吏虐，以实措之安也。其登进夫士者，养其恬静之心，用其方新之气，拔之衡茅，而相劝以君子之实也。岂徒绍圣哉？元祐诸公之能此者几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独至之忱，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而以入告者，刘器之谏觅乳媪，而以伊川请就崇政延和讲读，勿以暑废而已，范淳夫劝帝以好学而已。自是而外，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其进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惟熙年所贬斥之人，皇皇然力为起用，若将不及，岂新进之士，遂无一人可推毂（tuī gǔ 引荐）以大任之，树百年之屏翰（喻国家重臣）者，而徒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遂可无旷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频年岂无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岂无冤民，而清问不及；督行新法之外，岂无渔民之墨吏，而按劾不施；触忤安石之余，岂无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败孔棘，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契丹之岁币屡增，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则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诸公扬眉舒愤之区宇而已矣。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年幼帝王），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疆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惟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吾诚养君德于正，则邪自不得而窥；吾诚修政事以实，则妄自无从而进；吾诚慎简干城之将，以固吾圉，则邀功生事之说自息；吾诚厘剔中饱之弊，以裕吾用，则掊克毒民之计自消；吾诚育士以醇静之风，拔贤于难进之侣，为国家储才于百年，则奸佞之觊觊自戢，而善类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然则使元祐诸公，处仁英之世，遂将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游而聊以卒岁乎？未见其有所谓理也，气而已矣。气一动而不可止，于是吕范不协于黄扉，洛、蜀、朔党不协于群署，一人茕立于上，百尹类从于下，尚恶得谓元祐之犹有君，宋之犹有国也？而绍圣诸奸，驾驷马，骋康庄以进，莫之能御矣。反其所为者，固师其所为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无然矣，当其时，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孙，亦偷安而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祸，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汉宣北折匈奴之时会，乃恣通国之精神，敝之于一彼一此之短长，而弗能自振。呜呼！岂徒宋之存亡哉？无穷之祸，自此贻之矣！立乎今日，以覆考哲宗之代之所为，其言洋溢于名册，以实求之，无一是当人心者。苟明于得失之理，安能与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称庆快邪？

　　案船山此文有“为岭海迁客伸久郁之气”及“拂拭于峦烟瘴雨之中”二语，此失考也。荆公当国时，未尝窜逐一人，据前表所列，已较然甚明。即荆公罢政后，八年间，亦未闻有谪廷臣于岭海之事。故元祐时窜蔡确于新州，而范淳夫言此路荆棘近七十年，此可证也。

　　章氏（衮）《王临川文集序》云：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殂落，群议既息，事体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继承）之善也？乃毅然追怼（duì 怨恨），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有关国家大计的主张）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当时言新法不可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悼即相，章悼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为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度，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余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此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则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归于公，毋亦秦人枭轘参夷之习未亡乎？

　　陈氏章氏，固平昔崇拜荆公者也，其言或不免与余同病，阿其所好。若王氏之诋荆公，盖无以异于俗儒，而其论元祐之政也若此，彼尧舜宣仁而皋夔马吕者，其可一省矣。且元祐诸人之可议者，犹不止此。宋人王氏明清《玉照新志》云（原书未见，据蔡氏《荆公年谱》引）：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莫不推尊之。绍圣所定，止三十二人，至蔡元长当国，凡背己者皆著焉，殆至二百九人，然而祸根实基于元兴嫉恶太甚焉。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惩处首恶、被胁迫、受引诱作恶的可从轻或不予惩处），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章、蔡之兴党狱，至今稍有识者，皆深恶而痛绝之。夫章、蔡之宜恶绝无论也，庸讵知肇造此孽者，不在章、蔡，而在天下后世所推尊之元祐诸贤，苟非有《玉照新志》偶为记述则四十人榜于朝堂（指吕大防等将吕惠卿、曾布等四十人定为王安石奸党，并张贴文书于朝堂一事）之事，迄今无复知之者矣。夫党籍榜与党籍碑（蔡京的主持下将司马光等论新法的人定为奸党，并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即党籍碑）则何以异，况泐（lè）碑颁诸天下，乃崇宁间事，其在绍圣时，亦不过榜之而已。（《宋史·李清臣传》云：惇既逐，诸臣并籍吕公著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为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骇物听，帝曰：是岂无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余人不问）。由此观之，则作俑者实吕、梁、刘诸人，而章、蔡乃尤而效之，其罪反得从末减也。而党籍碑为万世唾骂之资，党籍榜则无人齿及，岂有幸有不幸耶？亦史家赋之以幸不幸而已。

　　蔡确之既贬也，台谏犹论之不已，谏议大夫范祖禹亦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执政将诛确，范纯仁王存独以为不可，力争之。文彦博欲贬确岭峤，纯仁闻之，谓吕大防曰：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闻之，恐不自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竟窜确于新州（今广东肇庆府新兴县即岭峤也）。纯仁又言于太后曰：“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语，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为将来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不听，确遂死于窜所。呜呼！此以视荆公执政时所以待异己者何如？而荆公蒙峻刻之名，元祐诸贤，论者或犹咎其除恶不尽，天下尚有是非乎哉！

　　陈氏汝锜又曰：“杨中立当靖康之初，谓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酿于安石。此语既倡，口实翩翩，以熙宁为祸败靖康之始基，以安石为鼓舞蔡京之前茅，其诬甚矣。今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虚无是溺，土木是崇，脂膏朘剥于下，而宫闱盘乐（游乐）于上，蠹国害民者非一政，然何者为熙宁之政？凡京所交结，如内侍则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则冲、勔父子，执政则王黼、白时中、李邦彦辈，挑衅召乱非一人，然何者为熙宁之人？虽京弟卞馆甥（这里指“是……的女婿”）介甫，而京不以卞故受知介甫，用事于熙宁元丰之间也，何与介甫事，而以为致有今日之祸者王安石乎？推尊配享，特借此欺君盗宠之地，而庶几弥缝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汉为魏者，未尝不藉口于舜禹之事；造作符命弄孺子婴于股掌者，未尝不以周公之居摄为解。岂可谓三让登坛，厉阶于让德稽首，而负扆南面（扆在后面，朝南而坐，指称帝），乃教后世以称假皇帝成即真之谋哉？”其言可谓隽快。窃尝论之，绍圣间章惇用事，尚颇有意于绍述荆公，犹未至于祸宋也。祸宋者实惟蔡京，而蔡京之得跻显要，汲引之者谁乎？非荆公而温公也。温公欲废募役法，复行差役，群僚颇以为难，京五日而了之，温公赏其才，遂加委任。若援举主连坐之律，则温公得毋亦有不得辞其咎者耶？夫温公亦贤者也，吾固不敢学史家深文周内（shēn wén zhōu　nà 歪曲或苛刻地援引法律条文，陷人以罪）之技，以京之祸宋，府罪于温公；独奈何山膏善骂者流，乃反以府罪于与京风马牛不相及之荆公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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