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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1920年3月20日)

  梁任公先生近自欧洲归国,适上海中国公学恢复后第二次开学,遂开会以欢迎之。

  梁先生即席演说,主张发挥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矫欧洲代议制度及资本主义之流弊,颇足为国人当头棒喝。兹录其词如次:鄙人对于校中任事诸人皆为道义交,可谓精神上久已结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尽义务为可愧耳。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

  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点有所感想。

  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性。

  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

  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则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

  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仍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为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

  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来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

  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此种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之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大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性为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澈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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