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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学术成就(1)


  王安石的学术,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凡是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为什么还要在此之外再去探讨他的学术呢?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还是有可以探讨的地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没有不把经术作为根本的。但所谓经学究竟说的是什么?各种解释完全不一样。汉代刚开始的时候,传授经学的人都讲解经里面所包含的大道理,即经的主旨,不在章句上下工夫。而且,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理都靠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面。因为是口口相传,一定是有所体会才讲得出来,不会凭想当然来进行解释,应当能得到经的本意。但是,由于他们很少写在竹帛上,听他们讲解的人很少,也就没有办法长久地流传下来,自从各位大师去世之后,经学就很难解说了。长安和洛阳的那些儒生,多半都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解释儒家典籍。他们果真是从孔氏一门得到的传授吗?已经不能确定了。即使有人说是得到了孔氏一门的传授,也不过是诸多解释的一种解释罢了,它并不能囊括对儒学典籍的所有解释,这是很明显的。其间有董仲舒以《繁露》来解说《春秋》,还有刘向以《新序》来解释《诗经》,都不是完全按照老师的意思,常常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经典的内涵,把经典中的意义加以引申和发挥,实际上是为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到了东汉末年,离古代更远了,口口相传的方式也更少了,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这几位大儒出现了,开始专门把章句训诂当作学问来传授,在分析文句方面用力最勤,而经的主旨大概就弄不清楚了。从魏晋六朝到了唐朝,文人不喜欢学习儒学典籍,他们互相推崇的只有文辞,有三五个学问渊博的,还是出于佛学门下,儒学很不成气候,没有像样的领军人物,其间出现的像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颜等人,也不过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追随者,虽然用力更勤,而理论上的新发现也更少。到了宋朝,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颢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开掘,经学的局面又为之一新。而他们更关注的,却在于个人的身心性命,而用于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却很少有人去讲。说什么,只要在个人的身心性命方面,也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有了心得,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不过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发展到极点,甚至于专门标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把它们摆在其他儒学经典之上,而汉朝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被束之高阁。固然,身心性命即所谓个人修养是不能不讲的,然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讲的话,性命与天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和他讲的,把这个当作普通的学问,怎么行呢?如果说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都包含在身心性命的学问中,只要掌握了关于身心性命的学问,其他的学问可以不学就能掌握,那么,六经可以删除其中的十之八九了,孔子还要留这些让后人玩物丧志的东西干什么呢?这就是说,宋儒的学问,虽然不得不说他们是儒学的一部分,但他们绝不是儒学的全部,这也是很明确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学派兴起,他也在宋学的范围之内,但确实能独树一帜。说到经义学术,他的功罪与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差不多是一样的。清朝承接着宋明以来学术的末流,而向着相反的方向用力,复古倾向十分严重。胡渭、阎若璩、江声、惠栋,开了清代学术的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则建立起坚固的学术壁垒。自从乾隆、嘉庆以来直到今天,每一种经典都有了新的注疏,每个词每一义,都要寻求它的出处,空洞的言辞和没有根据的推测,都被严格禁止,考证古代的名物制度,反复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出光亮,使事物露出了本来面目,于是,使得古代的各种经典没有不可读的字,没有不可以解释的句子,功劳真是很大啊。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功劳,和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之流没什么不同,只能像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臣子一样,就是再进一步,也只能成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诤友,这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言以蔽之,都是致力于解读章句的学问,只是把这种技艺发挥到神乎其神的地步罢了。综上所述,两千年来的所谓经学都在这里了。由宋到明,是儒学发展出来的另一支脉,虽然在理论上有一些新的开拓,但没有成为主流。而两汉隋唐的余绪,在清朝发扬光大达到了极致,它的最伟大的成绩,没有超出章句这个范围。当然,连章句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主旨和道理了,但如果说只要把章句弄懂了,对典籍的研究就已经到头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可以研究探讨的问题了,天下难道有这种学术吗?即使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诸位经学大师,又怎么敢说他们的学问就是经学呢?不过话说回来,我做这件事,目的是让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在解读章句上所花费的劳动,让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对经学主旨的研究。寻求经学的主旨,实际上是研究儒学典籍的唯一目的,解释章句,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需的手段。把手段误以为是目的,那么,终其一生对于典籍都不会有什么发现,人人如此,代代如此,经学也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东西。必须能够阐明儒学的主旨然后才可以说是经学,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但是,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探求各个典籍的大义呢?这其实是最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大儒互相谦让不敢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它太难了。当然,我想要明白的大义,也是想要明白这个大义的确是这一典籍的大义。然而,怎么做才能确定这个大义就是这部典籍应有的大义呢?这就要求必须得到删定这些典籍的孔子的亲自传授,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应该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更求其次则是应该从他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或从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从根本上说,没有口口相传,没有人可以了解怎么来取正、调节,使之适中。如果同意这种说法,那么,只有先秦的那些大儒,才可以讲经学,其次则西汉的那些大儒,还勉强可以讲经学,从此以后,口口相传既然已经消亡,经学势必已经成为绝学,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为什么不敢去探求儒学的大义?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就这样长此下去一直到历史的尽头吗?那么,孔子删定六经,能够流传下来,是为了让后人作玩物丧志的用途吗?整个天下的人在章句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方面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则没有一点好处,何必要用这种东西来扰乱人们的精神呢?所以,后来的儒家学者,既然不能从孔子或孔子的学生那里得到口口相传的亲授,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有人独自抱着一本流传下来的典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典籍的含义,自己去探求它的主旨和意义。他们探求来的这种大义,果然就是孔子的大义吗?我不敢断定。然而,如果在十个意义中,有一个意义是和孔子一致的,那就没有白费力气。就算都和孔子的意思不一样,但人人都像这样去探求,那么,一定会有一个是和孔子一样的。即使没有一个一样的,但整个天下都能有思想的自由,人的性灵会因思想的沟通越来越深刻,也许有人能够发现古人未曾发现的奥妙,不专门做六经的注脚,而是要做六经的翅膀,他们的功劳不是更伟大吗?我认为,如果生在汉朝之后仍然想研究经学,除了这条道没有别的道。如果连这条道都不可取,那就等于说应当废除经学,不允许人们从事这项事业了。用这种办法研究经学的,开创者是西汉的董仲舒和刘向,而发扬光大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写了《三经新义》颁发给各位学官。所谓三经,就是《周礼》、《诗》和《书》。《周官义》是王安石亲自写的,《诗义》和《书义》出自他的儿子王雱和门人之手。下面把它们的序摘录在这里。

  《周官义序》说:

  士人被世俗流行的学问所蒙蔽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同情你们,要用儒家的学说来改变这种状况,就集中了儒臣,来解释这些经典的宗旨,并将其传播到学校去,我就负责《周官》这部书。

  道体现在政事上,就表现为人的贵贱是有一定位置的,做事是有先后次序的,得到的多和少是和命运有关的,变化的快与慢则要看时机是否合适。制定一项政策要能够施行,一定要有法律的保证,这项政策能否顺利地推行下去,要把希望寄托在合适的人身上。这个人可以胜任他的职务,这个官员可以很认真地遵守法律,这种情况没有哪个时期比周成王的时候做得更好。这种法律可以在后世实行,它的文字能在典籍之中见到,没有比《周官》这本书记载得更完备的了。大概是因为习惯造成了对它的推崇,而历代的延续则使它更加完备,到了后来,已经不能再增加什么了。这难道只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作用吗?这就像四时更替的运动,阴阳之气的积聚变化形成了寒暑,但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从周朝衰落之后,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被扫荡得所剩无几了,学者能够看到的,也已经不是经典的全部了。在这个时候,却想要用它来教育学生,并阐发它的宗旨,我感到诚惶诚恐,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想到了实行新法,推行新的政策,并追随在经典的后面,把它所描述的理想变成现实的难处。不过,我也看到了皇上推行新法,成就功业的勇气和决心,如果能使《周官》的新义得到阐释和发扬,当今的学子能从这里得到教诲和启发,成为再造盛世的支持和帮助,就像给新政插上了翅膀,中原大地走向太平盛世的目标也就不远了。根据我今天看到的,结合我学过的古代经典,我就能将新义阐发得很好吗?我真感到诚惶诚恐,但我想还是可以的吧,所以才敢冒昧地接受这项任务,以为可以竭尽全力去完成它,而忘了我的才能也许达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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