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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5)


  孙觉

  (公元1028—1090年)孙觉与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以后,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因为对新法有意见,被罢了官,史书对他很赞赏。不过,他与王安石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以后,孙觉写了一篇诔文来纪念他,极力称颂他的美德。

  李常

  (公元1027—1090年)王安石举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新法发生争执,被罢官,史书对他大加赞赏。

  陆佃

  (公元1042—1102年)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执政以后让他做了学官,始终能尊敬他的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也很少诋毁他,只有一点不满意而已。

  李定

  《宋史》本传说,李定年轻的时候在王安石那里求学。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孙觉举荐他,被召到京城,拜见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反应如何?”李定说:“老百姓觉得很方便,没有不愿意的。”李常说:“整个朝廷正在为这件事争得不可开交,你不要说这番话。”李定说:“我只知道要实话实说,不知道京城这里不是这样。”王安石举荐他,让他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听说庶母仇氏去世没有报丧,也不穿丧服。皇帝下诏让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此事,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伺候养老,没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于是,以伺候父亲养老为理由解除了他的官职,不久又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该让不孝之人占据劝讲的讲台,并且弹劾王安石,奏章上了六七道。元丰(公元1078—1085年)初年,提拔李定为御史中丞,弹劾苏轼,并把他抓进了牢狱。哲宗即位,遭到贬谪,住在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救济他们的困难,自己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财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没有一个做官的。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突然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罗织他的罪名,因此,舆论对他的评价都很差,不孝的名声尤其显著。唐坰曾说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都喜欢拿李定说事,乱哄哄的,真是当时一大公案。所以,今天我要详细记录本传的文字进行辩驳。根据本传所说,李定是孙觉推荐的,孙觉,字莘老,以学问、品行闻名于当时,他与王安石虽然是老朋友,但由于对新法意见不同被罢官。这是这个人在当时被许多贤人称许的原因,怎么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根据本传的记载,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没有照顾自己的孩子。孝顺父母和兄弟友爱的道理是一样的,李定友爱兄长能做到这种程度,他怎么可能对父母不孝顺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仇氏最初在民间,生了个孩子,后来做了和尚,就是佛印。以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下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的仇氏已经嫁过三次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恩断义绝很久了。孔子不为生母服丧,这在《礼记》中是有记载的,何况他的母亲是妾呢?用这样的道理来衡量,即使不服丧,也不能说是错。何况仇氏既然是在郜氏家里死的,李定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李定还是不忍心不为母亲服丧,所以才假托侍养父亲,要求解除官职,这是在实行心丧啊,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而且,又怎么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许儿子为这个过去的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是不孝很清楚了。就算是李定不孝,与王安石又有什么关系呢?而整个御史台都以此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进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连续上疏六七道,这是什么道理?这就很明显了,那些攻击李定的人,不是因为李定不孝,而是因为他说了青苗法给百姓带来了方便。他们也不是攻击李定,而是攻击王安石。因为别人不肯随我一起破坏新法,就不惜编造故事来侮辱他的名节,这是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啊。这样的谏官,不用张居正的办法,一一拉来在朝堂之上打屁股,不能让这些凶蛮的人得到教训,然而后世那些史家,都赞美他们的耿直,真让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辩白,只是看到当时攻击新法的那些人,他们的无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吕嘉问

  字望之,帮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本传极力丑化诋毁他,但王安石曾经写过祭奠他母亲的文章,其中写道:“你生了一个有才干的人,我对他只有叹服和称赞,他秉公守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改变初衷。”王安石辞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王安石的文集中《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诗的最后一段是:“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汙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泣如洗。”吕嘉问的为人,一定有值得我们欣赏的,而《宋史》的记载,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

  (公元1019—1077年)常秩字夷甫,有道的人,也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宋史》因为他是王安石的朋友而诋毁他,丑化他。本传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他都辞谢不应。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下诏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才来到朝廷,奏对之后就要辞谢回家。皇帝说:‘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能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回去也不迟啊。’就拜他为右正言。”本传还写道:“最初,常秩隐居不出来做官,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个隐者。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施行新法,引起天下沸腾,认为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到他所颁布的新法,认为很好,再一下诏,他就来了。在朝廷中担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没有什么建树,声望也就一天天地衰退了,当时很多人讥笑他。常秩对《春秋》很有研究,著有讲解《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止《春秋》,才完全避讳不再讲他的学问了。”今天看来,在同一传记之中,前后相去不过数行,记载就有这么多的矛盾,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见过的。神宗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十月下诏请他来京城的,常秩多次辞谢,没有去。直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才开始入朝,本传前面的记载是对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常秩被召,是在以王安石为宰相的前两年,而常秩来到京城朝见神宗,是在王安石做了宰相的两年之后,而且,仍然有三次派遣使者聘请,又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才勉强来到京城,这怎么能说是“一召即起”呢?为什么他们喜欢诬蔑别人竟到了这种程度?但又为何这么笨呢?刘敞《杂录》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颍州人,开始时不为人所知,欧阳修在颍州做太守,要求官吏整理郡中的户籍,核实订正他们的等级,常秩的资质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清廉贫苦,希望能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感到很奇怪,向他们询问,都说,常秀才很讲孝悌,是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个一般的庸人。欧阳修为了修改他的户籍请他来相见,很喜欢他的为人,常秩这才出名了。”如今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与常秩的诗和书信有十几条。欧阳修比常秩年长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愿意包着头巾,拄着竹杖,穿着葛屦,和先生一起四处走走。到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表,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着刘敞(字原父)、欧阳修、王安石三个人的贤德,都这么向往常秩这个人,这个人的贤德也是可以想见的了。而《宋史》却这样诋毁他,而且还说他:“做学问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反而追随着时尚,不断变化,就像装在水井上的桔槔,想要它不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只是因为他与王安石往来,就把他抨击得体无完肤,想不称它为“秽史”都不行啊。它还说常秩因为避讳不再讲他的《春秋》了,根据我的考证,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常秩就是有取悦王安石的想法,也用不着讳谈《春秋》啊,对于这种诬蔑,辨都不用辨了。

  崔公度

  (公元?—1097年)字伯易,学问渊博,文章写得也好,当时人们称他为“曲辕先生”。曾经作七千字的《感山赋》,欧阳修和韩琦都很器重他,刘沆举荐他“茂才异等”,他以生病为理由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有应召。英宗时(公元1064—1067年),授予他国子监直讲,以母亲年老为理由再次辞谢。幼时与王安石就是好朋友,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有《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的去世感到悲痛,说世间能够了解王逢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王逢原安贫乐道,超越凡俗,和王安石正是同样的节操。而崔公度能够得到他们二人这样的称赞,那么他的高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宋史》本传说:“只知道取悦王安石,拍他的马屁,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蹲在厕所里见他,他也不在意。还从后边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过头去看他,他笑着说,你的带子上有污垢,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看到的人都笑了,也够恬不知耻了。”嘿,不知王安石蹲厕所时为什么还有人在旁边,说见到的人都笑了,为何厕所里会有这么多人呢?这真是不尽情理而且极其肮脏、卑劣的话,居然写到正史中去了,这是什么样的用心啊!关键是,只要这个人稍微得到王安石的礼遇,务必丑化,诋毁他,使他不能和人类站在一起才罢休。

  王令

  (公元1032—1059年)字逢原,王安石生平第一畏友,刘敞所说的隐士得道的三个人,有一个就是他。王安石文集中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去世的时候,为他写了墓志铭,把他称为“天民”。《宋史》没有他的传,《王直方诗话》说:“王逢原被王安石赏识,王安石执政以后,一些要来依附他的人,每天都把门口挤得满满的,一个个都是满嘴奉承话,王逢原非常反感,就在他的大门上写了一首诗:‘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思是说,应该有知道羞耻的人,但是,来请求拜见的还是这么多。”考王安石所作墓志铭,王逢原去世是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这样的诗从何而来?可知宋朝人对待王安石,只要能够诬蔑他的,都要发挥到极致,所有的亲友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幸好《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传,那么,就像常秩把《春秋》束之高阁,崔公度在厕所中擦拭衣带的事情一样,又要弄得满纸都是了。

  这三位君子,常秩、崔公度虽然曾经一度在朝廷做官,都没有担任繁重的职务,他们对于新法,可以说没有半点关系。王逢原则在新法施行前,已经去世多年了。但后来那些舞文弄墨的人,还是竭尽全力地诬蔑他们,由于这样的缘故,使得我对史书中所记载的吕惠卿和章惇等人的可恨之处,也不敢完全相信。不是我爱这个人连带地也爱他房子上的乌鸦,实在是过去这些挥笔写作的人讨厌一个人甚至连带到他的仆人,不能让我完全相信他们。

  王安石任用的人不止这些,他所结交的朋友也不止这些,但就是以这四十个人来说,他们中的贤才占了多一半,不肖的人只有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不肖,他们的罪状大概也还没有定论呢。凭着王安石的宽宏大量,是不肯用“不肖”来看待一个人的,有时也会被人出卖,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谄媚逢迎的人,难道王安石肯这样做吗?所有的人,如果你曾经被王安石任用过,或者你是王安石的亲友故交,或者你不肯随声附和来诋毁新法,虽然你是个君子,也一定要诬蔑你是小人,这样一来,他们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就有根据了。只有一个罪大恶极的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是远亲,熊本又曾以奉行新法机敏多才举荐过他,但他的取悦于人,投机钻营,谋求仕进的本领,在王安石这里完全用不上,反而用在司马光的身上了。所以,王安石虽然说不能知人,但比司马光还是高出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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