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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前的王安石(下)(8)


  梁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以来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汉朝贾谊的那篇《治安策》(陈政事疏)。然而,贾生说的,大半都是为了皇帝自保其宗庙社稷来谋划的,他对国事、民事的议论,又往往不考虑事情的根本,而只强调细枝末节,哪像王安石这篇文章胸怀阔大,用国民忠仆的标准责备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条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适应。李商隐的诗说:“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诗为李商隐诗《韩碑》中的一句,赞美韩愈的文章以气盛,梁启超在这里借此赞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应诏条陈十事疏》,他援引《易经》所说的绝望了就会想到要改变,改变了就能畅行无阻,畅行无阻就能够长治久安。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国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乱,富有四海,已经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经过逐日逐月的侵蚀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满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须改革变法来救国救民,他的这种见解,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整个朝廷都沸腾起来,与范仲淹为难,宋仁宗也没有办法左右这种形势。怎么能说这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呢?但沿袭社会的风俗习惯更让他们感到安全,习惯是非常厉害的,虽然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没有办法征服它。我曾经读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知识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又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美德。”当时的社会心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只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吗?汉文帝对于贾谊,宋仁宗对于王安石,大约是非常相似的。贾谊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因此忧郁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所以,贾谊只能通过文章为后人所知,而王安石却能通过他的改革事业而著名。然而,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他的成就也就只有这些,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在这里放牧牛羊,所以就变得光秃秃了。自从王安石在当时被人指责、辱骂,数百年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辩白,而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会附和世俗,讨好公众的人,却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推崇,于是,中国数千年好像坠入长长的黑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被参加射策考试(汉代选士的考试方法之一)的人作为讽读或任意割裂、批评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啊!

  一篇《言事书》既然没能使宋仁宗醒悟,那么两年后,也就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上时政疏》(一说嘉祐六年,1061年),其中写道:

  我曾私下里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他们在位的时间久了,就少了心忧天下的那份真诚,即使没有对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发生动乱。秦朝以后,在位时间较长的帝王,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很聪明,有智慧,有胆略,建立过功业的帝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又没有什么内忧外患,于是,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并不真正地为天下的安危而忧虑,只求能度过眼前,缺少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真的大祸临头了才后悔莫及。虽然自己或许能够得到幸免,但祖宗庙宇已经遭到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也已走到穷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于血泊之中,活着的人都不能摆脱困苦、饥饿以及被人劫掠的厄运。作为先王的子孙,看着祖宗的庙宇受到毁坏侮辱;作为百姓的父母,保护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中走到这一步,自己还以为灾难不会到来呢,即使来了,也没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它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降临了。

  天下大约是最大的器物了,不大力申明各种法令制度,便不能维持它;不大量培养人才,就不能保住它。假如没有为天下安危而忧虑的真诚,就不能询问察访到有贤德的人才,也很难要求人们遵守法度。有贤德的人才得不到使用,法令制度得不到完善,这样过着偷闲的日子,或许侥幸没有出现问题,但旷日持久,到最后却未必不会酿成天下大乱。我想,皇上有谦恭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仁爱士民百姓、天下万物的思想,然而,在位时间已经很久了,到了应该认真思考天下大事,吸取晋、梁、唐三位皇帝的教训来警戒自己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如今朝廷里的官职,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有贤德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还不能说已经合乎法度。官吏在上面为所欲为,百姓在下面忍受贫困,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财力、物力一天比一天困窘,而皇上高高在上,深居宫闱,并没有询问察访人才,完善法令制度的意思。这就是我在私下里为皇上谋划,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啊。

  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很难维持长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天下的安危,所以,灾难祸患一旦到来,虽然再想询问察访有贤德的人才,完善法令制度,却已经来不及了。把古代的事情作为今天的借鉴,则天下的安危治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迫切的了(就在今日),今天的机会一旦丧失,我担心您会后悔莫及的。然而,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询问察访,培养大批有贤德的人才,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完善、申明各种法令制度,这些,皇上现在还能不抓紧吗?《尚书》中说:“如果吃了药却不感到晕眩,他的病就不能痊愈。”我希望皇上能以终身致命的疾患为忧,不要为一时的眩晕而叫苦。我既然被皇上提拔任用,让我担任侍从官员,那么,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关系到我的荣辱,这就是我不敢以避免越权的罪责,放弃尽力规劝的职责的原因。希望皇上能仔细考虑我的意见,警戒自己,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上时政疏》与前面的《言事书》反复陈述的都是一个意思,然而,他的语言更加危言耸听,他的意志更加坚忍不拔。大约王安石那时真的担心形势很危急,不能坐视不管,而且觉得仁宗皇帝还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善。然而,仁宗皇帝已经老了,已经不想做什么事了,过了两年,他也就去世了。

  (考异四)

  《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被委任了知制诰这样一个官职,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和文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厅秘书。一天,皇上举办赏花钓鱼宴,招待各位官员。内侍们用金碟盛了钓鱼用的药饵,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王安石把它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的人!如果是误食钓饵,吃一粒也就不会再吃了,他把钓饵都吃光了,这是不近情理的,平时我就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写作《日录》,对祖宗讨厌鄙薄,对仁宗皇帝表现得尤其严重。蔡上翔说:臣子陪伴皇上赏花钓鱼,皇上就在身边,旁边还站着各位同事,这些钓饵,内侍们已经盛在金碟里了,人人都知道它是钓饵,怎么会有王安石误食这样的事,而且还被皇上亲眼见到了。如果皇上亲眼见到王安石误食钓饵,又何必等到第二天对宰相说这件事,难道他对王安石还有所畏惧而不敢当面直说吗?而且,既然平时就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忍耐到现在,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不过是一盘钓饵罢了,王安石已经知道吃错了,还要把它都吃完,就是要表现他的奸诈,这种奸诈表现在哪里呢?皇上也一定要等他把钓饵都吃光才知道他的奸诈,这种说法的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为这件事而不喜欢自己的臣子,臣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怨恨他的君王,以致后来撰写《日录》,就非常鄙薄宋仁宗。为什么邵伯温造谣诽谤竟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蔡上翔对邵伯温的驳斥,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此种小节,本来是不足以辩驳的,把它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想说明,王安石本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诽谤者竟用奸诈来诬蔑他,他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做了那么多的好事,都被这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正的声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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