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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前的王安石(下)(5)


  当前的法令既严格而又完备,所以,用它来网罗天下的读书人,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密了。然而,在尽量以道理、技艺教育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接受教育的刑律来管束他们吗?在用制度来约束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遵守制度的刑律来惩戒他们吗?在任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的同进,有针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刑律来制裁他们吗?如果不是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就不能以不接受教育来处罚他们;不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就不能以不遵守制度来惩戒他们;没有先给他们官职,就不能以工作不负责任责备他们。这三件事,是先王礼法中最急迫的,现在却实行不了,而那些小事小非,并没有妨碍对国家的治理,却大施禁令,而且经常改动,每月每年都有变化,那些官吏甚至都记不住,又怎么能够使人一一避免而不违犯呢?这就是法令不能被人尊重,无法实行,而小人却可以侥幸逃避,免于被处罚,君子则躲也躲不过,不幸而触犯的情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能用刑律来制裁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治理国家的方针与先王的做法不一样啊。

  梁按:官僚政治果然可以称为好的政治吗?我不敢这么说。然而,近代以来,自从施泰因(士达因)用它来治理普鲁士,实行之后大见成效,俾斯麦跟在他的后面,将这种制度推行到德意志,也很见效,各国开始渐渐地羡慕他们。而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舍去官僚之后,就没有政治了。既然官僚政治存在这么多问题,难道它就绝对不可以信任了吗?施泰因治理普鲁士,为什么要训练督责他的官僚呢?就像将帅训练督责他的校官和士卒一样。这是因为,可以造成整齐严肃的气象,从而收到指挥下属像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样的效果。而整齐严肃正是官僚政治的特长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定要有手段和方法,王安石对此是非常了解的。

  现在选拔人才,首先,把那些记忆力强,读书较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的人,称为特殊的人才,社会的精英人士,这样的人就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了。其次,记忆力不一定很强,读书不一定很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而且学过一些诗赋的人,就称他为进士。进士中比较拔尖的人也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可见,通过这两种方式选拔上来的人,并不能胜任公卿的职位,这是不需要讨论就非常清楚的。然而,现在有些人却说,我们历来都用这种方法选拔天下的人才,而能够胜任公卿职位的人也往往是从这些人里选拔出来的,不一定非要按照古代选拔人才的办法,然后才能得到人才。这种说法也是不明事理的。先王那个时代,用尽各种选拔人才的办法,仍然担心社会上的人才得不到任用,而让那些不正派的人混到朝廷里来。如今完全废除了先王选拔人才的办法,驱使天下所有有才能的人都去参加贤良、进士这两科的考试。当然,有才能可以做公卿的,最好去考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有时也可以得到能够做公卿的人才。然而那些不正派的人,如果懂得一些写作应考文章的雕虫小技,也可以由此进入公卿的行列。相反,那些真正有才华可以为公卿的人,却可能被那些毫无用处的学问纠缠一生,郁郁不得志而屈死在深山荒野,这样的人,十个有八九个是这种下场。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他们慎重选择的也只是公卿罢了。公卿已经得到了称职的人,就可以依靠他们推举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朝廷来做事,这样,政府的各个部门就都能得到很称职的人了。今天,如果让那些不正派的人侥幸做了公卿,他们则呼朋引类聚集到朝廷中来,这就是朝廷里有很多不正派的人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贤明的人,但往往苦于得不到帮助,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呀。而且,公卿中不正派的人,既然会呼朋引类到朝廷中来,那么,朝廷中不正派的人,也会呼朋引类充当派往四方的专使,而四方的专使又会各自呼朋引类去管理地方州郡。这样一来,即使政府规定了官吏犯罪,推荐的人要连坐负责,但怎能靠得住呢?恰好被这些不正派的人利用了。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这些考试科目,朝廷早已深感忧虑,认为它们对国家一点好处也没有,改为只要求应试的人稍懂一点儒家经典的意义。然而,只会讲一些空洞的道理,录取的人才也不见得就比以前的要好些。如今朝廷又开设了明经一科,选拔人才,希望能吸收那些研究古代经典中治国办法的人才,但是,明经科考试录取的人,也还是那些能背诵儒家经典,稍微通晓文章词句的人。那些精通先王治国的思想理念而且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人,却未必可以当选。再有就是那些靠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学校没有用道理和技艺培养他们,政府主管部门也不考察他们的才能,父兄又不对他们的行为品德负责任,可是,朝廷动辄把官职授予他们,让他们负责一些政事。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曾列举他的罪状,就说他“凭家世任用官吏”。凭家世任用官吏,却不管他们的才能是否能够胜任,这正是商纣王灭亡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再说说流品之外的人。朝廷本来把他们排除在正人君子之外了,并且限制他们求取功名的道路。可是,却又把治理州县的权力授予他们,让他们管理一方的百姓,难道这就是有人说的用正派的人治理不正派的人吗?根据我在外任职见到的情况,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来自流品之外的人,并不少见,可以让他做点事的,十个中怕是不到两三个,大多数倒要防备他们做坏事呢。在古代,对于读书人,只有正派与不正派的区别,而没有流品的不同,所以,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曾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可以做公卿。到了后代,才有了流品的区别,凡是被列入九品以外的人,他们即使想要有所成就,也已经将自己置于廉耻之外,而没有再进一步的志气了。由于近来社会风气民俗的委靡不振,虽然是士大夫,形势对他们追求进步很有利,而且,朝廷也在物质、精神上奖励过他们,可是到了晚年,失意的时候,往往还是晚节不保,做了坏事。何况那些平素就没有超过别人的志气,而且早已被朝廷排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之心的人呢?他们一旦做了官,就要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一点也不奇怪。至于那些边疆大臣、宫廷卫士的选拔,我已经说过它的问题了。所有这些,都说明选拔人才的方针是不符合先王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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