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二章墨家思想（其三）

第十二章墨家思想（其三）

　　墨家政治哲学之根本观念，略已说明，今当进观其对于政治组织之见解何如。墨家论社会起原，有极精到之处，而与儒家（荀子）所论微有不同。其言曰：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同滋，益也）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焉。……（《尚同上》）

　　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同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毕沅云：请当为情），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

　　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尚同下》）

　　此与荀子《礼论》、《王制》诸篇所言略同。而有异者，荀子从物的方面观察以为非组织社会无以剂物之不赡；墨子从心的方面观察，以为非组织社会无以齐义之不同。墨子所说，与欧洲初期之“民约论”酷相类。民约论虽大成于法之卢梭，实发源于英之霍布士及陆克。彼辈之意，皆以为人类未建国以前，人人的野蛮自由，漫无限制，不得已乃相聚胥谋，立一首长。此即国家产生之动机也。其说是否正当，自属别问题，而中国二千年前之墨子，正与彼辈同一见解。墨子言：“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孰明之？自然是人民明。孰选择之？自然是人民选择。孰立之孰使之？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此其义，与主张“天生民而立之君”的一派神权起原说，及主张“国之本在家”的一派家族起原说，皆不同。彼以为国家由人民同意所造成，正与民约论同一立脚点，《墨经》云：

　　君臣萌，通约也。（《经上》）

　　即是此意。

　　国家成立后又如何？墨家所主张，殊不能令吾侪满志，盖其结果乃流于专制。彼之言曰：

　　正长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上》）

　　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

　　篇名《尚同》，尚即上字。凡以发明“上同于天子”之一义而已。以俗语释之，则“叫人民都跟著皇帝走”也。就此点论，与霍布士辈所说，真乃不谋而合。霍氏既发明民约原理，却以为既成国以后，人人便将固有之自由权抛却，全听君主指挥。后此卢梭派之新民约论，所批评修正者即在此点。墨家却纯属霍氏一流论调，而意态之横厉又过之。彼盖主张绝对的干涉政治，非惟不许人民行动言论之自由，乃并其意念之自由而干涉之，夫至人人皆以上之所是非为是非，则人类之个性，虽有存焉者寡矣。此墨家最奇特之结论也。

　　墨家何故信任天子至如此程度耶？彼之言曰：

　　天子之视听也神……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尚同下》）

　　然则天子又何故能如此耶？彼宗盖更有“尚贤”之义在。道家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墨家正相反，其言曰：

　　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贤中》）

　　……且夫王公大人……不察其知而以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以日治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此则治其一而弃其九也。……（《尚贤中》）

　　此论盖针对当时贵族政治及私幸政治而言，其陈义确含真理。若今之中国，真所谓“以愚者为政于智者”，“不能治千人而使处乎万人之官”也。墨家以尚贤尚同两义相结合，其所形成之理想的贤人政治则如下：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同如，训为或）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汝也）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惟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惟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天子之所非，必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

　　墨家以国君即一国之仁人、乡长即一乡之仁人、里长即一里之仁人为前提，则里人效法里长乃至国人效法国君，诚为最宜。问何以能得一国之仁人为国君乃至得一里之仁人为里长，则又以天子即天下之仁人为前提，国君以下，皆由此天下之仁人所选择，而此天下之仁人固能尚贤者也。然则最后之问题，是要问如何方能使天子必为天下之仁人。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均，则“大人世及以为礼”，必不能常得仁人，至易见矣。故墨子书中，绝无主张天子世袭之痕迹。彼言“选择贤能圣智辩慧者立以为天子”，则其主张选举甚明，然由谁选耶？以何法选耶？惜墨子未有以语吾侪，吾侪欲观其究竟，须更从别方面研究之。

　　吾侪须知，墨子非哲学家，非政治家，而宗教家也。墨子有其极崇高极深刻之信仰焉，曰“天”。其言曰：

　　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天志上》）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则得祸。（同上）

　　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有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则夫天亦且不为人之所欲而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祸祟是也。（《天志中》）

　　篇中此类语极多。要而论之，墨家所谓天，与孔老所谓天完全不同。墨家之天，纯为一“人格神”。有意识，有感觉，有情操，有行为，故名之曰“天志”。其言曰：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

　　墨家既以天的意志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准，而极敬虔以事之，因此创为一种宗教，其性质与基督教最相逼近，其所以能有绝大之牺牲精神者全恃此。

　　明乎此义，则其政治上最高组织之从何出？可得而推也。墨家既为一个宗教，则所谓“贤良圣智辩慧”之人，惟教主足以当之。教主死后，承袭教主道统者，亦即天下最仁贤之人。墨家有一极奇异之制度焉，墨子既卒，全国“墨者”中盖公立一墨教总统，名曰“巨子”，《庄子·天下》篇云：

　　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于今不绝。

　　吾侪从先秦著述中，墨家巨子之名可考见者尚三人。（孟胜、田襄子、腹䵍。）盖其制度与基督教之罗马法王极相类。所异者，罗马法王由教会公举，墨家巨子则由前任巨子指定传授于后任者。又颇似禅宗之传衣钵也。（看《吕氏春秋·去私》篇）由此推之，巨子即墨家所公认为天下最贤能圣智辩慧之人。所谓“立以为天子”者，宜非此莫属矣。故墨教若行，其势且成为欧洲中世之教会政治，此足为理想的政治组织耶？是殆不烦言而决矣。

　　墨家思想之俊伟而深挚，吾侪诚无间然。但对于个人生活方面，所谓“其道大觳天下不堪”，此其所短也。对于社会组织方面，必使人以上所是非为是非，亦其所短也。要而论之，墨家只承认社会，不承认个人。据彼宗所见，则个人惟以“组成社会一分子”之资格而存在耳。离却社会，则其存在更无何等意义。此义也，不能不谓含有一部真理。然彼宗太趋极端，诚有如庄子所谓“为之太过已之太顺”者。（《天下》篇评墨家语）结果能令个人全为社会所吞没。个性消尽，千人万人同铸一型，此又得为社会之福矣乎？荀子讥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见上），盖谓此也。

　　最后于墨家后学当附论数言。战国中叶以后，儒墨并称，其学派传播之广可想。其最著者，则有惠施、公孙龙一派。世称之曰“别墨”。盖专从知识论方面发展，与政治较为缘远。然惠施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见《庄子·天下》篇），公孙龙曾与赵惠王燕昭王论偃兵，是皆能忠于其教者。

　　次则有宋钘、尹文一派。宋钘即《孟子》之宋牼（或亦即《庄子》之宋荣子），其欲以“非攻”、“不利”之说说秦楚罢兵，孟子尝与之上下其议论。尹文子有著书，今存。《汉书·艺文志》列诸名家。《庄子·天下》篇以二人合论，则其学派相同可想。盖皆墨家之流裔也。《天下》篇云：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

　　观此则两人学风及其人格的活动，殆全与墨子同。“非攻寝兵”、“虽饥不忘天下”，此其最显著者矣。“无益于天下者，则以为明之不如已”，此亦实用主义之一征也。内中宋钘之特别功绩，则在其能使墨家学说得有主观的新生命。荀子尝记其言曰：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正论》篇）

　　墨家固常劝人勿斗。然大率言斗之两不利，是属客观计较之论也。宋子推原人何以有斗？皆因以见侮为辱而起，故极力陈说见侮之并不足为辱，使之释然。此以理性的解剖改变人之心理作用以塞斗之源也。墨家教人以自苦为极，是纯以义务观念相绳而已。宋子则以为人之性本来不欲多得而欲寡得，然则“五升之饭不得饱”，适如我所欲，非苦也而乐矣。此又以理性的解剖改变人之心理作用使共安于“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也。庄子称之曰：“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谓其专就人之心理状态立论，而一切实践道德，皆指为内心所表现之行为也。盖墨家唯物论色彩太重，宋子宗其说而加以唯心论的修正。墨家以社会吞灭个性，宋子则将被吞之个性，从新提絜出来作社会基础。故《天下》篇以彼为崛起于墨翟、禽滑釐之外而别树一宗也。

　　尹文子则墨法两家沟通之枢纽，其详当于次节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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