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章墨家思想（其一）

第十章墨家思想（其一）

　　墨家唯一之主义曰“兼爱”。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此语最能道出墨家全部精神。兼爱之理论奈何？墨子曰：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通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爱。……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兼爱上》）

　　此言人类种种罪恶，皆起于自私自利。能改易其自私自利之心，则罪恶自灭。改易之道奈何？墨子曰：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持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兼爱下》）

　　此种论调，骤视若与儒家无甚异同，其实不然。墨子以“别”与“兼”对，若儒家正彼所斥为“别士”者也。兼与别之异奈何？儒家专主“以己度”，因爱己身，推而爱他人；因爱己家，推而爱他家；因爱己国，推而爱他国；有“己”则必有“他”以相对待，己与他之间，总不能不生差别，故有所谓“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有所谓“度量分界”。墨家以此种差别观念为罪恶根原，以为既有己以示“别”于他，一到彼我利害冲突时，则以彼供我牺牲，行将不恤。墨家谓以此言爱，其爱为不彻底，彼宗之言爱也，曰：

　　爱人，待周爱人然后为爱；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小取》）

　　彼所云爱，以平等周遍为鹄。差别主义，结果必至有爱有不爱，彼宗以为此即“兼相爱”的反面，对于一部分人类成为“别相悬”，故曰：“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然则彼所理想之兼相爱的社会如何？彼之言曰：

　　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之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

　　兼爱主义之内容大略如此。其陈义不可谓不高，然此遂足以驾儒家而上耶？吾恐不能。彼宗若能将吾身与人身吾室与人室……相对待之事实根本划除，则彼所持义当然成立。但果尔尔者，又无待彼之陈义矣。事实上既已有其室且有人之室，有其身且有人之身，而猥曰“视若视若”云云，人类观念之变易，果若是其易易乎？或难墨子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墨子毅然答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

　　墨家论善恶，向来皆以有用无用为标准。以为善的范围与有用的范围，定相吻合。故其答案坚决如此。然则墨子究以何种理论证明此种兼爱社会之决能实现耶？彼答案甚奇，乃以人类利己心为前提，其言曰：

　　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同则）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同则）吾恶（同何）先从事即（同乃）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兼爱下》）

　　此论甚平正。与儒家所言“恕度”殆无异。所异者，儒家专从无所为而为的同情心出发（如孟子言见孺子将入于井一段），墨家专从计较利害心出发耳。此当于次节别论之，今所欲质墨子者，似彼所言之心理状态，兼耶别耶？假令爱利有实际不能兼施之时——例如凶岁，二老饥欲死，其一吾父，其一人之父也。墨子得饭一盂，不能“兼”救二老之死，以奉其父耶？以奉人之父耶？吾意“为亲度”之墨子，亦必先奉其父矣。信如是也，则墨子亦“别士”也。如其不然，而曰吾父与人父等爱耳，无所择，则吾以为孟子“兼爱无父”之断案，不为虐矣。是故吾侪终以墨氏兼爱之旨为“虽善而不可用”，不如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说之能切理而餍心也。荀子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天论》篇）可谓确评。盖墨家仅见人类平等的一面，而忘却其实有差等的一面为事实上所不能抹杀也。虽然，可用与否，别为一问题。而兼爱为人类最高理想，则吾侪固乐与承认也。

　　墨子以“非攻”为教义之一种，其义从兼爱直接演出。其时军国主义渐昌，说者或以为国际道德与个人道德不同，为国家利益起见，用任何恶辣手段皆无所不可。墨子根本反对此说，其言曰：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义兹（同滋，益也）甚，罪益厚。至入人阑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阑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者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非攻上》）

　　此论真足为近代褊狭的爱国主义当头一棒，其用严密论理层层剖释，益足以证明此种“畸形爱国论”为非理性的产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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