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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


  序论

  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置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

  人生哲学,不在本讲义范围中,且置勿论。专言政治哲学。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此三种主义,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此吾所不惮昌言也。

  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的堡聚为其雏型。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罗素所著《爱国功过》一书,言“英国人惯用仇嫉外国的卑劣手段,以奖励其国民爱国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继则仇法国人,继则仇德国人,今后又不知当仇谁氏”。此言深可味。)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亦可。(其所谓天下者,是否即天下且勿论,要之其着眼恒在当时意识所及之全人类。)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政治实况当然受其影响。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非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决算,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日益扩大也。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盖此之由。虽然,此在过去为然耳,降及近世,而怀抱此种观念之中国人,遂一败涂地。盖吾人与世界全人类相接触,不过在最近百数十年间,而此百数十年,乃正国家主义当阳称尊之唯一时代。吾人逆潮以泳,几灭顶焉。吾人当创巨痛深之余,曷尝不窃窃致怨于先民之诒我戚。然而平陂往复,理有固然。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学说,皆待一一鞫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以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乃至并元首地位,亦不认为先天特权,而常以人民所归向、所安习为条件。此种理想,吾先民二千年前,夙所倡导,久已深入人心,公认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演成政治原则,莫之敢犯。其最显著者,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其余烬之一部分,迄今犹在。我国则此种秕制,已成二千年僵石。欧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产来。其得之也艰,故其爱护之也力。我国则反是,斯固然矣。然必有阶级然后有斗争之主体。在久无阶级之我国,兹事自不能成问题,且以学理衡之,吾侪亦不能认阶级斗争为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若果尔者,一切阶级灭尽之后,人类政治岂不日陷于堕落耶?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惨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辱也。所以能尔者,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虽有强者,莫敢屡撄也。

  自由与干涉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诤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此主义以不可抗的权威,常临乎历代君相之上。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民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具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吏骫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的自由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櫽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译言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义者,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虽然,所谓政由民出者,不难于其理论也,而难于其方法。希腊诸市之全民会议,遂得谓为真By the people耶?近世诸国通行之代表制多数取决制,乃至最近试验之苏维埃制,又得谓为真By the people耶?皆不容无疑。然则实现By the people主义之方法,虽在欧美今日,犹不能作圆满解答,况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试验。既不能得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

  文化演进较深之国,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此通义也。我国盖自春秋以前,已注重此点。“既富方穀”、“资富能训”诸义,群经既所屡言。后此诸家政论,罔不致谨于是。而其最大特色,则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亦与现代社会主义之派别多歧者略相似。汉唐以降之实际的政治,其为人所称道者,又大抵皆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而常以裁抑豪强兼并为职志者也。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世界古今诸国中,盖罕能与我并者。(中国未受工业革命之影响,故分配以惰力而保平均。似不能持以与今代欧美比较,然中国百年前之经济组织,与欧洲百年前亦迥不同。我则一向皆常能保均富而抑兼并,此根本特色也。)此虽半由环境所构成,抑亦学说之入人深也。

  窃尝论之,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长短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可断言也。夫绝对的真理之有无,学者久已疑之,理论上且有然。若夫理论之演为制度者,其是非盖益幻赜而不易究诘。(中国国民性之短处亦自有之,如好调和以致不彻底,即其一也。此非本论范围,故不多及。)欧洲近一二百年,政治学说、生计学说之标新领异,几使人应接不暇。种种学说,亦泰半已经次第实现以成制度。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之流弊踵乎其后,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举凡前此所安习之制度,悉根本摇动。欲舍其旧而新是谋,则皇皇然若求亡子而未得也。我先民所诒我之思想,虽或未成熟,或久中断,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由此言之,本问题之价值可以见矣。

  平心论之,价值之为物,本非绝对的不变的。吾侪殊不必妄自尊大,谓吾所有者必有以愈于人,更不宜讳疾忌医,掩护其所短以自窒进步。但尤有一义当知者,本国人对于本国政治思想,不惟其优良者有研究价值,即其窳劣者亦有研究价值。盖现代社会,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成。(业字为佛教术语,个人遗传性谓之别业,社会遗传性谓之共业。)此种共业之集积完成,半缘制度,半缘思想,而思想又为制度之源泉。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质言之,非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之政治,则不能一日存在。(积极要求者,以国民意识积极的作用创造一种新组织也,例如法国之“人权宣言”为十九世纪民权国家成立之总发动机。消极承诺者,以国民意识消极的作用,维持一种旧组织者也,例如日本今尚戴万世一系之天皇,中国人民默许藩镇割据。)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最近穷而思返,先觉者始揭改造思想之旗以相号召,虽然,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也而惟其建设,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餍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惰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信如是也,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者,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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