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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2)


  (乙)《尚书》:《尚书》是一部最啰唣——问题最多的书。相传本有三千余篇,孔子删成百篇,已算得骇人听闻的神话了。所谓百篇者,在汉初已有人见过,只传得二十八篇,却是有百篇的序文见于《史记》。不久又有什么河内女子得着一篇《泰誓》,变成二十九篇。那篇《泰誓》是真是假,当时已成问题,然而不管真假,它只是昙花一现,忽然又隐身不见了。二十八篇或二十九篇,正立于学官,人人诵习了二百年。到西汉末,忽然有所谓《古文尚书》者出,说是孔安国家藏,献入中秘,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来。因此惹起今古文之争,学界生出绝大波澜。西汉末的《古文尚书》是否靠得住,已成千古疑案。到东汉末,这新出的十六篇又隐身不见了。经一百多年,到东晋之初,忽然又说《古文尚书》复活转来,却是由十六篇变成二十五篇,还带着一部孔安国的注!离奇怪诞,莫此为甚了。今文的二十八篇,到最近还有人对于它发生真假问题,这是后起之义,姑且不说。至所谓《古文尚书》者,伪中出伪,至再至三,说起来便令人头眩!内中夹着一个《书序》真假问题,越发麻烦极了。自唐人撰诸经《正义》,采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自是这部书著为功令、立于学官者一千多年。直到清初,然后这种啰唣问题才解决十之八九了。

  清初学者对于《尚书》第一件功劳,在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宣告死刑。这件案最初的告发人,是宋朝的朱子,其后元吴澄、明梅等继续控诉。到清初,黄梨洲当原告律师,做了一部《授书随笔》给阎百诗,百诗便自己充当裁判官,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宣告那部书的死刑。还有一位姚立方际恒可以算做原告律师,他做一部《尚书通论》,关于这问题搜出许多证据,其书似已失传,但一部分已被阎氏采入《疏证》了。同时被告律师毛西河不服判决,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提起上诉。再审的裁判官便是惠定宇,著了一部《古文尚书考》,把被告的罪名越发弄确实了。还有两位原告律师:一是程绵庄廷祚做一部《晚书订疑》;一是段茂堂做一部《古文尚书撰异》,把毛律师强辩的话驳得落花流水,于是这件案总算定谳了。到光绪末年有一位洪右臣良品想再替被告上诉,却是“时效”已过,没有人受理了。这件案的决定,算是清儒在学术史上极有价值的事业。

  假的部分剔出了,真的部分如何整理呢?《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本属春秋以前的语体文,佶屈聱牙,最称难读。自《伪孔传》通行之后,汉儒传注一概亡佚,更没有一部完书可为凭借。怎么办呢?乾隆中叶的学者,费了不少的劳力,著成三部书:一是江艮庭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一是王西庄鸣盛的《尚书后案》三十卷;一是孙渊如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三位是各不相谋的同时分途去著自己的书,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大致相同,都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再把唐以前各种子书及笺注类的书,以至《太平御览》以前之各种类书,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之文慢慢搜集起来,分缀每篇每句之下,成为一部汉儒的新注。三部书里头江艮庭的比较最坏。艮庭是惠定宇嫡派,一味的好古,没有什么别择剪裁。王西庄搜罗极博,但于今古文学说分不清楚,好为调和,转成矛盾,是其短处。孙渊如算是三家之冠了。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文简括明显,疏文才加详,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就组织上论,已经壁垒森严。他又注意今古文学说之不同,虽他的别择比不上后来陈朴园的精审,但已知两派不可强同,各还其是,不勉强牵合,留待读者判断从违。这是渊如极精慎的地方,所以优于两家。

  江、孙、王三家都是绝对的墨守汉学,非汉儒之说一字不录。他们著书的义例如此,本也甚好,但汉儒所说一定就对吗?怕未必然。《伪孔传》虽伪,但都是采录魏晋人旧说而成,安见所解没有过于汉人处?宋儒经说,独到之处甚多,时亦可以补汉人之阙失。乾嘉间学者对于他们一概排斥,也未免堕门户之见。光绪末年简竹居朝亮补救这种缺点,著一部《尚书集注述疏》,也仿渊如例,自注自疏,唯汉宋兼采,旁及《伪孔》。这书成于江、孙、王之后,自然收功较易。他的内容也稍嫌过繁,但采择汉宋各家说很有别裁,不失为一良著。

  汉代今古文之争,本由《尚书》而起。东晋伪古文不必论矣,即所谓西汉真古文者来历已很不分明。嘉道以降,今文学兴,魏默深著《书古微》,提出《古文尚书》根本曾否存在之问题,是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至今未决互见辨伪书条。

  西汉晚出古文,真伪且勿论,其学说传于东汉而为马融、郑玄所宗述,则甚明也。其与西汉今文博士说牴牾殊多,又甚明也。江、孙、王之书,以辑采马、郑注为中坚,只能代表古文说,不能代表今文说郑君虽云兼通今古,择善而从,但仍祖古文为多。道咸间,陈朴园乔枞著《今文尚书说经考》三十三卷,《欧阳夏侯遗说考》一卷,很费些劳力才搜集得来,我们从此可以知《尚书》最古的解释了。

  《尚书》里头的单篇,最复杂的是《禹贡》。胡朏明著《禹贡锥指》十卷,是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虽其书许多疏舛经后人补正,最著者成芙卿蓉镜《禹贡班义述》,丁俭卿晏《禹贡锥指刊误》等,其余单篇及笔记中,此类著作甚多。然创始之劳,应该纪念的。

  《尚书大传》为汉初首传《尚书》之伏生所著,而郑康成为之注。这书在《尚书》学里头位置之重要自不待言,但原书在宋时已残缺不完,明时全部亡佚了。清儒先后搜辑的数家,最后陈左海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最称完善,而皮鹿门锡瑞继著《尚书大传疏证》,更补其阙失而续有发明,也算《尚书》学中一附带的成功了互见辑佚书条。

  《书序》问题,亦至今未决。别于辨伪书条叙其经过,此不述。

  总括起来,清儒之于“尚书学”,成绩总算不坏。头一件功劳,是把东晋伪古文打倒了,拨开无限云雾。剩下真的二十八篇,也经许多人费很大的劳力,解释明白了十之六七。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守汉儒说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关于校勘文字,时或缺乏判断的勇气;例如“在治忽”之或作“七始咏”,或作“来始滑”;“心腹肾肠”之或作“优贤扬”。诸家往往好为穿凿曲护,致晦真意。关于研究制度,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例如释“六宗”,附会《月令》之明堂,或《周官》大宗伯之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这类都是多数清儒公共的毛病。后有治此经者,专从训诂上平实解释,不要穿凿,不要贪多,制度有疑则阙之。能泐成一部简明的注,或者这部书有人人能读的一天了。

  (丙)《诗经》:《诗经》和《尚书》相反,算是问题最少的书。三百篇本文,几乎绝无疑议之余地。其最为聚讼之鹄者,唯一《毛诗序》。《诗序》问题,别详辨伪书条下,现在暂且少讲。但略讲清朝以前诗学变迁形势。西汉十四博士,《诗经》唯鲁、齐、韩三家。毛氏则哀平间晚出古文,来历颇不分明。自郑康成依毛作笺,此后郑学孤行,而三家俱废。六朝经学,南北分派,唯《诗》则同宗毛、郑无异辞。唐初正义因之,郑学益成统一之局。唯自唐中叶以后,异论寖生,其发难大率由《诗序》,驯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四库提要》语,猖披极矣。朱晦翁亦因不满于《诗序》而自作《集传》。元、明以还,朱传立于学官,而毛、郑亦几废。清儒则乘此反动,以光复毛、郑之学为职志也。

  清儒在《诗》学上最大的功劳,在解释训诂名物。康熙间,有陈长发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有朱长孺鹤龄的《毛诗通义》,当时称为名著。由今观之,乾隆间经学全盛,而专治诗者无人,戴东原辈虽草创体例,而没有完书。到嘉道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一、胡墨庄承珙的《毛诗后笺》;二、马元伯瑞辰的《毛诗传通释》;三、陈硕甫奂的《诗毛氏传疏》。胡、马皆毛、郑并释,陈则专于毛;胡、马皆有新解方标专条,无者阙焉,陈氏则纯为义疏体,逐字逐句训释。三书比较,胡、马贵宏博而陈尚谨严,论者多以陈称最。陈所以专毛废郑者,以郑固笺毛,而时复破毛,严格绳之,亦可谓为“不守师法”;又郑本最长于礼,恒喜引礼解《诗》,转生。孔冲远并疏毛、郑,疏家例不破注,故遇有毛、郑冲突之处,便成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勉强牵合打完场,那疏便不成片段了。硕甫专宗其一,也可以说他取巧。但毛传之于训诂名物,本极矜慎精审,可为万世注家法程。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能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洁净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

  名物训诂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诗的本事和本意。讲到这一点,自然牵连到《诗序》的问题了。清学正统派,打着“尊汉”,“好古”的旗号,所以多数著名学者,大率群守毛序。然而举叛旗的人也不少,最凶的便是姚立方,著有《诗经通论》,次则崔东壁述著有《读风偶识》,次则方鸿濛玉润著有《诗经原始》,这三部书并不为清代学者所重,近来才渐渐有人鼓吹起来。据我们看,《诗序》问题早晚总须出于革命的解决。这三部书的价值,只怕会一天比一天涨高吧?《诗经通论》我未得见,仅从《诗经原始》上看见片段的征引,可谓精悍无伦。《读风偶识》谨严肃穆,纯是东壁一派学风。《诗经原始》稍带帖括气,训诂名物方面殊多疏舛,但论诗旨却有独到处。

  今文学复活,古文的《毛氏诗》,当然也在排斥之列。最初做这项工作者,则为魏默深之《诗古微》。《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我以为序和传要分别论。序呢,无疑是东汉人妄作,传呢,我并不敢说一定出自“子夏所传”《汉书·儒林传》述毛氏语,也许是西汉末年人造出来,但他对于训诂名物解释得的确好,虽以我向来崇尚今文的人也不敢鄙薄他。老实说,我是厌恶《毛序》而喜欢《毛传》的,因为年代隔远的人作序,瞎说某篇某篇诗的本事本意万不会对的,这种作品当然可憎。至于训释文句,何必问他子夏不子夏,毛公不毛公?我们现在悉心研索还可以做一部好极的来哩!所以我对于攻击《毛传》,认为不必,但默深这部书,偏激的地方不少,但亦有许多崭新的见解,可以供将来“新诗学”之参考。

  齐、鲁、韩三家学说,汉以后便亡了。宋王应麟有《三家诗考》一卷,是为搜辑之始。到清嘉道以后,继起渐多。冯柳东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九卷,有《三家诗异义遗说》二十卷,陈左海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其子朴园有《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严铁桥可均有《辑韩诗》二十一卷,这都是兴灭继绝,不无微劳的了。

  总括起来,清儒的《诗》学,训诂名物方面,我认为成绩很优良;诗旨方面,却不能满意,因为受《毛序》束缚太过了。但研究诗旨,却不能有何种特别的进步的方法,大约索性不去研究倒好。戴东原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诗补传自序》我想,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话自甘。那么,清儒所做工作,已经给我们不少的便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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