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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震十岁就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

  震之言曰: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东原文集》答郑用牧书)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震之破“人蔽”也,曰: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东原集》与某书)

  其破“己蔽”也,曰:

  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绳绳木,昔以为直者,其曲于是可见也;如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东原集》与姚姬传书)

  读第一段,则知目震所治者为“汉学”,实未当也。震之所期,在“空诸依傍”。晋宋学风,固在所诋斥矣,即汉人亦仅称其有家法,而未尝教人以盲从。钱大昕谓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潜研堂集》戴震传)余廷灿谓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余氏撰《戴东原先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读第二段,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寖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

  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其私自持及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

  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章炳麟曰:“戴学分析条理,㐱密严塛,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检论·清儒篇》)可谓知言。

  凌廷堪为震作事略状,而系以论曰:“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校礼堂集》)此其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科学界,则时代为之也。

  震常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引)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其最专精者,曰小学,曰历算,曰水地。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历算之书,有《原象》一卷,《历问》二卷,《古历考》二卷,《句股割圆记》三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水地之书,有《水地记》一卷,《校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其他著述不备举。《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参与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震尝言曰:

  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骎骎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

  又曰:

  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戴氏遗书》九附录答彭进士书)

  又曰: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同上)

  震欲祛“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之两蔽,故既作《原善》三篇,复为《孟子字义疏证》,《疏证》之精语曰:

  《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又曰:

  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之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蹙,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

  又曰:

  朱子屡言“人欲所蔽”,凡“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人之大患,“私”与“蔽”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又曰:

  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

  又曰:

  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如有别物焉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释,终昧于孔孟之言故也。

  又曰:

  问: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之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盖其学借阶于老释,是故失之。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右所录者未尽其万一也。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震亦极以此自负尝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戴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虽然,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据江藩所记,谓当时读《疏证》者莫能通其义,惟洪榜好焉;榜为震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按此书即与《孟子字义疏证》相发明者)。朱筠见之,谓:“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是。”榜贻筠书力争不得。震子中立,卒将此书删去。(《汉学师承记》卷六)可见当时戴门诸子之对于此书,已持异同。唐鉴谓:“先生本训诂家,欲讳其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以诋程朱。”(《国朝学案小识》)鉴非能知戴学者,其言诚不足轻重,然可以代表当时多数人之心理也。当时宗戴之人,于此书既鲜诵习发明,其反驳者亦仅一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然搔不著痒处。此书盖百余年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此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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