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议(2)

新民议(2)

　　§禁早婚议

　　言群者必托始于家族，言家族者必托始于婚姻，婚姻实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为早婚。

　　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迟。征诸统计家言，历历不可诬矣。婚嫁之迟早；与身体成熟及衰老之迟早，有密切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则乙为因而甲为果；以早婚之故，所遗传之种愈益早熟早老，则甲为因而乙为果）。社会学公理，凡生物应于进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暂各异。进化者之达于成熟，其所历岁月必多，以人与鸟兽较，其迟速彰然矣。虽同为人类，亦莫不然，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就中条顿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强健，老而益壮。中国、日本人之结婚，迟于印度而早于欧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两者之间，故欲观民族文野之程度，亦于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于山谷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视都邑之民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于都邑一等。盖因果相应之理，丝毫不容假借者也。吾今请极言早婚之害：

　　一、害于养生也。少年男女身体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斫丧其元气，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长者，情欲稍杀，自治之力稍强，常能有所节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经验复浅，往往溺一时肉欲之乐，而忘终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闻伦理学家言：“凡人各对于己而有当尽之义务。”盖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与明日之利害相背驰，纵一时之情欲，即为后日堕落苦海之厉阶。故夫人生中寿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万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异，则是一日可当一人观也。然则六十年中，恰如有各异利害之二万人者，互相继续，前后而列居，其现象与二万余人同时并居于一社会者同，不过彼横数而此竖计云尔。此二万余人中，若有一人焉，纵欲过度，为躯干伤，则列其后者，必身受其纵欲所生之祸，其甚焉者则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废焉。中道夭折，则是今日之我，杀来日之我也；半生萎废，则是今日之我，侵来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杀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犹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惩之，况于以今日一我，而杀来日之万数千我，而侵来日之万数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岂复巧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杀焉，互相侵自由焉，则其群必不能成立，此尽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杀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则其群效之结果，更当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杀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专制政体也。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沉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实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为废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于传种也。中国人以善传种闻于天下，综世界之民数，而吾国居三之一焉，盖亦足以自豪矣。虽然，顾可恃乎？据生物学家言，天地间日日所产出之物，其数实恒河沙无量数，不可思议。使生焉者而即长成焉，则夫一雄一雌之所产（无论为植物、为动物、为人类），不及千年，而其子孙即充满于全球，而无复余锥之地。然则今日之茁焉、泳焉、飞焉、走焉、蠕焉、步焉、制作焉于此世界者，不过其所卵、所胎、所产之同类亿万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亿而育者一，育者亿而活者一，活者亿而长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祸，若兹其难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贵于物，文明人之所以贵于野蛮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长成之。传种之精义，如是而已。活之、长成之之道不一端，而体魄之健壮，养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对于一国而尽传种之义务者，第一，必须其年龄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资格；第二，必须其能力可以荷为人父母之责任。如是者则能为一国得佳种，不然者，徒耗其传种力于无用之地。不宁惟是，且举一国之种子而腐败之，国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国以家族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为本位，中国以一家族为本位，此其理颇长，容别著论论之）昔贤之言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举国人皆于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离襁褓，其长亲辄孳孳然以代谋结婚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孙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彼其意岂不曰，是将以昌吾后也。而乌知夫此秀而不实之种，其有之反不如其无之之为愈也。接统计学家言，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弱者、钝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女居其多数（美国玛乐斯密、日本吴文聪所著统计各书列表甚详，今避繁不具引）。盖其父母之身体与神经，两未发达，其资格不足以育佳儿也（论者或驳此论，而举古今名人中亦有属于早婚者之子以为证，不知此特例外，偶见之事耳。凡论事总不能举例外，必当以多数为凭。如彼主张女权者，举妇女中一二优秀之人，以为妇女脑力不劣于男子之证；又如中国回护科举者，谓科举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为科举无弊，皆非笃论也。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曾著论《答客难》，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当其初婚时代之所产，既已以资格不足，无以得佳种，及其婚后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产者良矣。而无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条害于养生之公例，斫丧殆尽，父母俱就尪弱，而又因以传其尪弱之种于晚产之子，是始终皆尪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产弱子，则子既弱于我躬，子复以早婚而产弱孙，则孙又将弱于我子。如是递传递弱，每下愈况，虽我祖宗有雄健活泼虎视一世之概，其何堪数传之澌灭也。抑尪弱之种，岂惟无益于父母之前途，而见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尪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尪弱，则其国必亡。昔斯巴达人有产子者，必经政府验视，苟认其体魄为不合于斯巴达市民之资格，则隘巷寒冰，弃之不稍顾惜，岂酷忍哉？以为非如是则其种族不足以竞优胜于世界也。而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执是宗旨，则早婚宁非得策欤！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报。夫民族所以能立于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谚曰：“鸷鸟屡百，不如一鹗”。以数万之英人（现英国驻印度之常备兵仅八万人），驭三万万之印度人，而戢戢然矣。我国民旅居外国者不下数百万，而为人牛马，外国人旅居我国者不过一万，而握我主权。种之繁固足恃耶！畴昔立于无外竞之地，优劣胜败，一在本族，何尝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胀而来者之日日肉薄于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种，独传强种，则无以复延我祖宗将绝之祀。昔贤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此之谓也。一族一家无后，犹将为罪，一国无后，更若之何？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于养蒙也。国民教育之道多端，而家庭之教与居一焉。儿童当在抱时，当绕膝时，最富于模仿之性。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识之萌芽而利导之，则他日学校之教，社会之教，事半功倍。此义也，稍治教育学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学业既成，经验既多，然后其言论举动，可以为后辈之模范，故必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上，乃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犹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腼然代一国荷教育子弟之责任，夫岂无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责者，然以不娴义方而误其婴儿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误其儿何足惜，而不知吾儿者，非吾所能独私也，彼实国民一分子，而为一国将来之主人翁也。一国将来之主人翁，而悉被戕于今日愦愦者之手，国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则国民教育将无所施也。

　　四、害于修学也。早婚非徒为将来教育之害也，而又为现在教育之害。各国教育通例，大率小学七八年，中学五六年，大学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历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岁始就傅，则其一专门学业之成就，不可不俟诸二十二三岁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谓修学年龄也。此修学年龄中，一生之升沉荣枯，皆于是定焉。苟有所旷、有所废，则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于他人，而不足竞胜于天择之界。一人而旷焉、废焉，则其人在本群中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旷焉、废焉，则其群在世界中为劣者。早婚者举其修学年龄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诸春花秋月、缠绵歌泣、绻恋床笫之域，销磨其风云进取之气，耗损其寸阴尺璧之时，虽有慧质，亦无暇从事于高等事业，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劳力以自赡。此辈之子孙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国民资格渐趋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于国计也。生计学公理，必生利者众，分利者寡，而后国乃不蹶。故必使一国之人，皆独立自营，不倚赖于人，不见累于人，夫是以民各尽其力，而享其所尽之力之报，一国中常绰绰若有余裕，此国力之所由舒也。准此公例，故人必当自量其一岁所入，于自赡之外，犹足俯畜妻子，然后可以结婚。夫人当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实，势使然矣。故必俟修学年龄既毕，确执一自营自活之职业，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语于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于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数年，儿女成行。于此而不养之乎，则为对于将来之群而不尽责任；于此而养之乎，我躬治产之力，尚且不赡，势不得不仍仰给于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给于我之父母，其累先辈既已甚矣；乃至并我之妻子，而复间接以仰给于我之父母，我父母生产力虽极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也。夫我中国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偿所分，而一国之总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于人者而在累人者，无力养妻子而妄结婚，是以累人为业也，一群之蠹，无耻之尤也。不宁惟是，谚有之“贫者恒多子”，贫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学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小儿为业，故子愈多，子愈多则愈益贫。贫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贫而多子，势必虽欲安贫而不可得，悍者将为盗贼，黠者将为棍谝，弱者将为乞丐，其子女亦然。产于此等之家，其必无力以受教育，岂待问哉。既已生而受弱质矣，又复无教育以启其智而养其德，更迫于饥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于是男为流氓，女为娼妓。然则其影响岂惟在生计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将扫地以尽，夫孰知早婚之祸之如是其剧而烈也。

　　据统计家所调查报告，凡愈文明国，其民之结婚也愈迟；愈野蛮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早。故现代诸国中，其结婚平均最早者为俄罗斯，次为日本（吾中国无统计，无从考据，大约必更早于日本也），最迟者为挪威，次为普鲁士，次为英吉利（据玛乐斯密所报，则普鲁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岁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国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国递迟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异于昔，英国其尤著者也[英国当1880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1890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来其迟率益增。又英国人二十一岁以下而结婚者，其数日减一日，当1874年计，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岁为成年）结婚者仅八人，女子仅廿二人；1890年男子仅五人有奇，女子仅十九人]，而普鲁士则早婚之风，殆将尽绝（1891年普国统计男子未成年而结婚者不过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过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关于国家盛衰，岂浅鲜耶？不宁惟是，一国之中，凡执业愈高尚之人，则其结婚也愈迟；执业愈卑贱之人，则其结婚也愈早。大抵矿夫、印刷职工、制造职工等为最早，文学家、技术家、政治家、教士、军人等为最迟（据英国1884年统计，则矿夫职工等之结婚，男子平均二十四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岁；其自由业独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岁有奇。各国比例皆如此）。然则结婚早迟之率，自一人论，则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国论，则可以觇其国运之荣枯。呜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会学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则夫妇之间，年龄相远，故其结婚不基于爱情而基于肉欲，将有伤伦害俗之事也。其二，则男女居室之岁月益短缩，所产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妊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将绝。近代之法国，是其例也。其三，则单身独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间能自节制者少，男女皆酿种种恶德，因以伤害健康败坏风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国今日所宜虑及，其第三端则亦视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兴，则虽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为今日之中国，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礼经》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戏！先圣制作之精意，倜乎远哉！

　　此等问题，在今日忧国士夫，或以为不急之务。虽然，一国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国国民皆各能立于此竞争世界，而有优胜之资格，故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视欧美，几于具体而微，而文明程度，犹瞠乎其后者，群俗之未可以骤易也。我国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达，而此后所以谋进步者，固不可不殚精竭虑于此等问题。况夫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故吾国民不必有所待，以为吾先从事于彼，而此暂置为缓图也。见其为善，则迁之若不及；见其为弊，则克之务必胜。天下应尽之义务多矣，吾辈岂有所择焉。况乎此等问题，不必借政府之力，人人自认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动政府。数年前禁缠足之论，其明效矣。故今为《新民议》于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忧时之士其或鉴之。不然，宁不见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风俗改良、社会改良，而末流之滔滔犹未能变也。斯事之难如此，吾侪可以谋其豫矣。

　　著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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