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

南海康先生传(1)

　　清光绪二十七年

　　§第一章时势与人物

　　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虽然，文明弱之国，人物之资格易；文明盛之国，人物之资格难。如何而后可以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

　　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法兰西之拿破仑，应时之人物也，卢梭则先时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儿，应时之人物也，玛志尼则先时之人物也；日本之西乡、木户、大久保，应时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则先时之人物也。其为人物一也，而应时而生者，则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是亦豪杰之有幸、有不幸乎？虽然，为一身计，则与其为先时之人物，诚不如为应时之人物；为社会计，则与其得十百应时之人物，无宁得一二先时之人物。何则？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焉矣。由此言之，凡真人物者，非为一世人所誉，则必为一世人所毁；非为一世人所膜拜，则必为一世人所蹴踏。何以故？或顺势而为社会导，或逆势而与社会战。不能为社会导者，非人物也；不敢与社会战者，非人物也。然则其战亦有胜败乎？曰：无有。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后之战胜者也。是故有早岁败而晚年胜者焉，有及身败而身后胜者焉。大抵其先时愈久者，则其激战也愈甚，而其获胜也愈迟。《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观人物者不可不于此留意也。

　　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故今日固无拿破仑也，无加布儿也，无西乡、木户、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无所甚补益于国家。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其未出现乎？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南海先生，吾师也，以吾而论次其传，后世或谓阿所好焉。要之，先生生平言论行事，虽非无多少之缺点，可以供人摭拾之而诋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吾而不传，曷贻来者？不揣愚陋，遂缀斯文。

　　§第二章家世及幼年时代

　　先生名有为，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从祖国器，当咸同间，从左军，以功至广西巡抚。懿修，当咸丰末叶，四海鼎沸之际，以一布衣办七县团练，境内肃谧。其后朝廷以三达官某某等充全粤团练大臣，假公谋私，气焰熏灼，而懿修独不肯以所属置彼三人势力范围之下。三人者以全力敌之、胁之、搏之，不能夺也，卒使其地确然成一自治团体，至今食其赐焉。盖其刚健任事不畏强御之风，有自来矣。父达初，早世。母劳氏，生子二人，仲曰广仁，戊戌之役死于国难，先生其伯也。先生既早孤，幼受教育于大父，每诵读，过目不忘。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然家学既正，秉性尤厚，故常严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气矣。

　　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动全国之关系者。惟禅宗六祖慧能，为佛家巨子，风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次则明代陈白沙、湛甘泉，以讲学鸣于时，然其学系之组织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学出而陈学衰。逮于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骤倡革命，蹂躏天下之半，实为吾粤人物最有关系于全国者，然其才略不敌湘淮，故曾军兴而洪军亡。微乎眇哉！粤人之在中国也。然则其关系之所及最大而最远者，固不得不谓自先生始。

　　§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先生以十九岁丧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受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学者惜焉。先生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究心历代掌故，一一考其变迁之迹、得失之林；下及考据、词章之学，当时风靡一世者，虽不屑屑，然以余事及之，亦往往为时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

　　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无所著，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横纵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苏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其时天下未知有先生也。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北出山海关，登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诣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楚、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溯江峡，如桂林。畴昔山中所修养者，一一按之经历实验，学乃益进。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岁辛卯，于长兴里设黉舍焉。余与先生之关系，实始于此。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也。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

　　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先生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其见忌嫉于当世，此亦一原因也。甲午败后，遂开强学会于京师，一时张之洞、袁世凯之流，皆赞成焉。不数月，为政府所禁。然自是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强学会之开也，余与其役。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龂龂持之，不肯迁就。余颇怪焉。先生曰：“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大有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后卒如其言。先生之远识大胆毅力，大率类是。乙未、丙申以后，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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