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

中国积弱溯源论(1)

　　清光绪二十七年

　　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乃或虽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则亦虽欲救之而不得所以为救之道。譬有患痨病者，其脏腑之损失，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谓为无病。一旦受风寒暑湿之侵暴，或饮食消养之失宜，于是病象始大显焉。庸医处此，谓其感冒也，而投辛散之剂以表之，谓其滞食也，而投峻削之剂以攻之。不知伏于新病之前者，有旧病焉。为外病之导线者，有内病焉。治其新而遗其旧，务其外而忽其内。虽欲治之，乌从而治之？其稍进者，见其羸尪瘠瘵之亟当培养也，而又习闻夫参苓术桂之可以引年也。于是旁采旧方，进以补剂，然而积疴未除，遽投斯品，不惟不能收驱病之效，且恐反为增病之媒，虽欲治之，又乌从而治之？是故善医者，必先审病源，其病愈久，则其病源愈深而远，其病愈重，则其病源愈多而繁。浅而近者易见，深而远者难明，简而单者，虽庸医亦能抉其藩，多而繁者，虽国手亦或眯于目，夫是以医者如牛毛，而良者如麟角也。医一身且然，而况医一国者乎？

　　嗟乎！吾中国今日之病，顾犹未久耶？吾中国今日之病，顾犹未重耶？昔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后五日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鹊曰：“疾之在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鹊已逃去，桓侯遂死。嗟乎！吾中国今日之受病，有以异于此乎？夫病犹可也，病而不自知其病，不可为也。不自知其病，犹可为也，有告以病者，且疑而恶之，不可为也。呜呼！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各皆有罪焉。其驯致之也非一时，其酿成之也非一人，其败坏之也非一事。《易》曰：“履，霜坚冰至。”所由来者渐矣。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时，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者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夫使早三十年而治之，则一汤熨之劳耳；使早十年而治之，亦一针石之力耳。而乃蹉跎蹉跎，极于今日，夫岂无一二先觉，怀抱方术，大声疾呼，思欲先时而拯之者！其奈举世梦梦，昊天悠悠，非特不采其术，不听其言，直将窘之逐之，戮之绝之，使举国之人，无不讳疾忌医以图苟全。至于今日，殆扁鹊望而退走之时矣。虽然，《孟子》不云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今日始知为病而始谋医之，虽曰迟乎，然使失今不为，更阅数年，必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复得者！我同胞国民，夫岂无怵惕恻隐于其心者乎？抑吾尤惧夫所称国手者，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处今日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之顷，而犹出庸医之伎俩，摭拾目前一二小节，弥缝补苴，药不对症，一误再误，而终断送我国于印度、埃及、土耳其之乡也。故于叙述近事之前，先造此论，取中国病源之繁杂而深远者，一一论列之，疏通之，证明之。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今虽瞑眩，后必有瘳，其慎勿学齐桓侯之至死不寤也。

　　§第一节积弱之源于理想者

　　国家之强弱，一视其国民之志趣品格以为差，而志趣品格，有所从出者一物焉，则理想是已。理想者何物也？人人胸中所想象，而认为通常至当之理者也。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凡有一旧理想久行于世界者，而忽焉欲以一反比例之新理想夺而易之，非有雷霆万钧之力不能。中国人脑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宝者固不少，其误而当改者亦颇多。欧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国人无爱国心。斯言也，吾固不任受焉。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而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吾尝穷思极想，推究其所以薄弱之由，而知其发源于理想之误者，有三事焉。

　　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苟无外侮，则虽兄弟之爱，亦几几忘之矣。故对于他家，然后知爱吾家；对于他族，然后知爱吾族。游于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乡谊殷殷，油然相爱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则举目皆同乡，漠然视为众路人矣。惟国亦然，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欧人爱国之心，所以独盛者，彼其自希腊以来，即已诸国并立，此后虽有变迁，而其为列国也依然。互比较而不肯相下，互争竞而各求自存。故人人脑中之理想，常有一“国”字浮于其间，其爱国也，不教而自能，不约而自同。我中国则不然，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缘此理想，遂生二蔽：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儒而不欲与他国争竞。以此而处于今日交通自由、竞争最烈之世界，安往而不窒碍耶？故此为中国受病之第一根源。虽然，近年以来，此理想有迫之使不得不变更消灭者矣。

　　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大可悲耶！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浸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此实文明国民之脑中所梦想不到者也。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朝廷云者，不过偶然一时为国民中巨擘之巨室云尔，有民而后有君，天为民而立君，非为君而生民。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其理本甚易明，而我国民数千年醉迷于误解之中，无一人能自拔焉，真可奇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夫使认朝廷为国家，而于国家之成立无所损，吾亦何必龂龂焉。无如国家之思想不存，即独立之志气全萎，但使有一姓能钳制我而鞭箠我者，我即从而崇拜之、拥护之，驯至异种他族，践吾土而食吾毛，亦瞯然奉之为朝廷，且侈然视之为国家，若是者盖千余年于兹矣。推此理想也，则今日之印度，岂尝无朝廷哉，我国民其亦将师印度而恬不为怪也。中国所以永远沉埋之根源，皆在于此，此理想不变，而欲能立国于天地之间，其道无由。

　　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凡官吏以公事致书于部民，其简末自署，必曰：汝之仆某某。盖职分所当然也，非其民之妄自尊大也。所以尊重国民之全体而不敢亵，即所以巩护国家之基础而勿使坏也。乃吾中国人之理想，有大异于是者，唐韩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愈之斯言也，举国所传诵，而深入于人人之脑中者也。嗟乎！如愈之言，吾一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是其赘旒而无谓也。吾一不解夫自主独立之国民，为今世文明之国所最尊重者，竟当尽诛而靡有孑遗也。今使有豪奴于此，夺其主人之财产为己有，而曰主人供亿若稍不周，行将鞭挞而屠戮之，虽五尺童子，未有不指为大逆不道者。今愈之言，何以异是乎？而我国民守之为金科玉律，曾不敢稍生疑议焉，更无论驳词也。是真不可解者也。《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盖我国民所以沉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种于人心也。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隶而干预家事，未有不获戾者也。既不敢爱不能爱，则惟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家之昌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则褰裳以去，别投新主而已。此奴隶之恒情也。故夫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不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

　　以上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疮百孔，万秽亿腥，皆其子孙也。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乃我同胞之中，知此义者即已如凤毛麟角矣；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行不远，此所以流失败坏，极于今时，而后顾茫茫，未知税驾于何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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