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商会议

商会议

　　清光绪二十五年

　　商会者何？欲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西人论国之政体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权，二曰地方自治。中央集权者，一国之有政府，综揽国之大事，整齐而画一之是也。地方自治者，每府、每州、每县、每乡、每埠，各合其力以办其本府、本州、本县、本乡、本埠所应办之事是也，西人亦目之为国内小国。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体乃完，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就天下万国比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何以故？盖国也者积民而成者也，积府、州、县、乡、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尽其职、效其力，则肤革充盈，人道乃备。有一痹废，若失职者，则体必不立，惟国亦然。欲国之强，必自全国之民各合其力以办其所当办之事始。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不独西国有之，即中国亦固有之。今且勿论他省，即以广东言之，每一乡必有乡社，有事集绅耆而议之，一地方之议会也。议定则交里长而行之，一地方自置之行政官也。乡间有讼狱，非大事则不入公堂，惟控诉于绅耆而决之，一地方之裁判也。乡中应办之事需财力者，则集乡人而共科课之，一地方之租税也。有警则各乡自办团练，一地方之兵制也。其市集之地，每一街有一街之坊约焉，即一街之自治也。每一行有一行之会馆焉，即一行之自治也。然则吾中国于地方自治之制，实已与西国暗合，具体而微，行之不知，习矣不察。故吾所谓设商会以行自治者，非创举也，不过因所固有而更图扩充云尔。虽然，所以不可不扩充者其原因有三端焉。

　　一曰世界之文明日进，则民生所应办之事日增，不可不扩充其条理也。

　　二曰各地虽能自治，而散处辽远，不相闻问，不相友助，不可不扩充其联络之法也。

　　三曰中国之积弱日益甚，而外国之逼迫日益急，非合群力不能自保，不可不扩充其力量也。

　　此三者无论内地与海外之民皆不可不致意焉，今且先就海外之事一一论之。所谓扩充其力量者何也？今中国之弱，外患之亟，夫人而知之矣。苟及今不能自强，则瓜分之事无可幸免。夫吾民之所以能立于海外各埠者何？以其为有国之民也。国家之职务在保护国民权利。往者我国政府于保民之事，既失其职，故我国民在海外者，其所得权利已远逊于他国之人矣，然尚赖有国之虚名以维持之也。一旦瓜分，则进之既无所立，退之复无所归，斥之逐之，圉之仆之，刀之俎之，鱼之肉之，将一任人之所为。冤惨谁诉，呼号谁向？切身之祸已来，噬脐之悔何及！不见犹太之人乎？其富商之多甲于诸国，然无国可归，其人在欧洲中原者，中原诸国逐之，在俄罗斯者，俄人逐之，流荡奔波，几不能自存于天壤。我海外之民一念及此，当如何痛心疾首、日夜奋发，以求一自保之策乎！夫所谓自保之策者何？曰合群而已。牛马驼象虽庞大，人能役之，以其不能群也；蜂蚁虽眇小，人有时畏之，以其能群也。一丝易断也，合千万缕以成巨绠，无有能断之者。一矢易折，束百十矢，干将之锋为顿焉。今我海外之民以数百万计，苟能联为一气，合力以办其所应办之事，虽一小国，不是过也。西人以通商为主义，其事之有藉于我中国人者，亦不一而足，彼见我可侮则侮之耳，若见其不可侮，宁不稍降心以相从哉？至于可侮、不可侮之分，则全视乎能群与不能群，苟能联为商会，有应争之权利，则合全会之力以争之；有受侮之事，则合全会之力以御之，未有不能争、不能御者也。诚能如是，则他日朝廷苟能自强，进之可以助国家之外政，不幸而竟被分割，退之亦可保身家之安全，此扩充力量之说也。

　　所谓扩充联络之法者何也？地方自治之制，吾中国本所固有，前既言之矣。然其所异于西国者，西人各乡各埠之自治，其规制皆画一有定，常能与他乡他埠联为一气，脉络贯注，散之则为百体，合之则为全身。中国则不然，规制各不相谋，利害各不相共，故其势分，其情涣，其力薄，以此而谋自保，则其费力甚多，而其收效甚少。譬之寻常人家，欲警卫己宅，不得不佣一击柝者，其所佣之费，每月最少亦需六七金以上。有百家于此，使其不相联络，而每家各佣一人，则一月之总费共需六七百金，而每家仅有击柝者一人耳，使其联络，则提其总费十分之一，足以佣十人，每家各有击柝者十人矣，而更可移其所余十分之九以办他事。此虽最浅之理，而政体之所以成立者，不外是矣。夫击柝者之警卫一宅，与军队兵船之警卫一国，大小虽悬殊，而其为自保则一耳。无击柝者，一旦宅被盗，将失其财产生命；无军队兵船，一旦国被灭，亦将失其财产生命，其利害之切近于吾身等也。以此言之，则每一人当各自置军队若干、兵船若干，然后仅仅足以自保。试问一人之力能办此乎？既万不能办，则自保之法，岂不万无完足之时乎？而民之受治于国政下者，每岁不过纳租税数铢，而即有若干之军队兵船以为保我生命财产之用，知联络之为力大也。以海外商务论之，假如有一商店于香港，见侮于港之官吏，使据商律以诉之于英廷，必可得直，于是此商主者，航伦敦聘律师，必往返数月，费金数千矣。若有商会，则吾店所纳于会者，不过区区数金，而遇此等事，会中必为吾经理之，其所享之利益，不啻以数铢之租税而获若干之军队兵舰也。夫所以自保之法，千端万绪，其事既繁，则其费亦巨，而所需任事之人亦多。以一人一店之力，固不足以举之，即以一埠数埠之力，仍不足以举之，其势固非尽联络各埠之人，不能尽办应办之事，所联之人愈多，则其所办之事愈多，而所以自保者愈完备。此扩充联络之说也。

　　所谓扩充其条理者何也？凡人之生于世间也，所需之事不一而足，贫也而富之，愚也而教之，散也而聚之，塞也而通之，利益也而保之，患难也而救之，皆尽人所当有事焉。虽然，此等诸事，非合众人之力不足以见大效。古者专制之世，惟独夫民贼有合众之权力，故此等之事必待命于国家。今欧洲诸国民权大伸，故此等之事，民间自合众而自举之。西国治化之进，盖以此也。今我政府于民政失职既久矣，内地且然，况海外各埠鞭长莫及，为朝廷教养之所不逮，不及今自合众而自举之，将待之何时，待之何人哉？故苟能联合商会，则其条理之可以扩充者，盖有数端焉。

　　一曰广兴教学。中国之大患在于乏才，夫人而知之矣。去年皇上变法之际，曾诏海外普兴学校，顾政变以来，内地之学堂悉就废弃，奚论海外。然今日我国不欲自立则已，苟欲自立，其势非令国民增长智慧不可。内地教学之事既废，则此事殆为海外之专任，而责无旁贷矣。且教学者又非但为救天下、扶大局计所必需而已，即以商务论之，我华人经商于外者，勤俭明察，为万国所推，然商务不能与人争胜者，学不足也。西人之教商也，先授之以普通诸学，而后进之以商业之专门，故有商业理学、商业史学、商业地学、商业法学，其大者网罗贯通，盈虚消息，以察商界之转变，其小者纤悉周密，委曲详尽，以求商情之入微。故西人以商务控制五洲，诚有由也。今且勿论大局，即为一身一家之计，亦当以教育子弟为最急之务，以我华民之聪明才力，而加之学，则海外之商权，未必让白种之独步也。或曰：海外各埠多有外国人所设之学校，苟子弟之有志者，皆可就近从学，何必汲汲于自立。是不然，凡教育之事，必以本国人教本国子弟，然后能发其爱国之心，而生其联合之力（专指倡立学校之宗旨，非指教师也）。彼西人之设学校以教我者，其宗旨不过欲便己之用耳，故其所教之功课，仅求足供彼用而止，不能成特达之才也。故为今日计，宜海外各埠各因人之多少，设普通学校若干所，而总会别设高等学校，择东西适中文明之都会而建之。子弟之秀者，以次而升，期于大成。更广译诸书，广兴诸报，诸埠一气，脉络贯注，非商会其孰能与于斯？

　　二曰革除恶俗。我华民所至各国，动见驱逐，不以平等之人类相待，虽各国私意苛政，深可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贪鄙龌龊，风俗败坏，倘来者日多，则其恶俗将如传染之病遍于国中，悉成秽土。彼之厄我，盖有词矣。故我民欲自立于各国，必革除陋习，人人自爱，使彼无所藉口而后可。故戒鸦片之会不可不设，赌博之业不可不禁，械斗之风不可不息，娼妓出洋之路不可不杜绝。然欲行此等之事，必须每埠有中央集权之所，有任事提倡之人，有检查杜绝之法，有安插游民之方，然后可以有效。非商会其孰能与于斯？

　　三曰恤救患难。冒危险，凌苦辛，别乡井，适异域，其志固可敬，其情时亦可怜。或疾病死丧，或失业穷饿，天涯惨戚，有甚于寻常数倍者。然此犹属少数之患难，非多数之患难也。若夫鬻身炎域，佣奴荒陬，入豚苙以长辞，哀鸟鸣其谁诉，山芋几片，苦荈一盎，恒饥之色凄凉，戴星刈草，带月垦莱，血肉之躯能几，犹复鞭箠交加，贩卖展转，寄身世于地狱，永无出期，等生命于草菅，未知死所。呜呼！人生惨酷之境，岂有过此者乎？其经商之家，虽免此惨，然以爱力不坚，国力不及，往往受他人凌侮，而致歇闭亏累，牵动多人之事。又如各国或有兵事，而我之公使领事，不能自护其民，有若前年去年古巴、檀香山之役，则吾人受累，不知凡几。故为令之计，当有检查猪仔之局，设法杜绝新贩，收赎旧佣；又当互相联络，互相扶掖，以防倒闭；又当自养国兵，遇他国有战事，则前往彼埠，保护吾民。凡此诸端，皆为恤救患难之要着。虽然，非商会其孰能与于斯？

　　四曰利便交通。吾民旅海外者，以数百万计，每年舟车往返，货物运载，银两汇兑，所费无虑万万，若能自通之而自运之，则皆我之利权也。然此之为利，人人能知之，而莫或行之者何也？盖此等之事，与西人争利，西人挟其大力以压我，我非有相等之大力，则不能以抵拒之。诚能联各埠为一气，合万众为一心，则可以自兴轮船公司，自立银行。我海外数百万人，人人皆股东，人人皆货客，交易既增便易，利益复不外流，则不待数年，而西人所得之利权，夺回八九矣。夫彼之得以制我者，以我之散而无力耳。潮州帮者，商人之最能团结者也，西人畏之特甚，故潮帮之商务亦最大。一潮帮犹且畏之，况吾联合各埠，悉如潮帮，而更加团结乎？以此相竞而不能自存，未之闻也。非商会其孰能与于斯？

　　要而论之，一埠有一埠之会馆，商会者，即合各埠之大会馆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规，商会者，既合各行之大行规也。一帮有一帮之公所，商会者，即合各帮之大公所也。苟能行之，则其利益之可见者，盖有三大端焉。一曰每埠人人自得之利益也，二曰各埠公同均沾之利益也，三曰协助内地保全宗国之利益也。我数百万同胞之国民不可不深察也。

　　或者曰：商会之举，善则善矣，然得无侵国家之权，非我辈分内事乎？答之曰：是不然。凡人生于天壤，皆各有所应得之权利，与所应尽之职分。权利者何？人人自保其安全是也。职分者何？人人自谋其安全是也。夫推原国家之所以立，亦不外为人民保安全、谋安全耳。其意盖谓一人之力不能自保者，则国家为保之；一人之智不能自谋者，则国家为谋之，此国家之义务也。国家不为民保，不为民谋，是之谓失国家之义务。国民不自保不自谋，而必待命于国家，是之谓失国民之义务。譬诸人然，当其孩提也，起居饮食衣服皆仰赖于父母，及其长也则当自立。若一切惟父母是仰以终其身，非惟不孝，抑亦不人矣。且使一旦远离父母，将若之何？更使一旦父母大故，又将若之何？今我海外之民离宗国数千万里，朝廷虽或爱之，而政令有所不能及，此所谓远离膝下之时也。而外患之迫，然眉之祸，有目共见，父母之邦，殆如风烛，一旦大故，宁可为讳。及今犹瞻徇顾忌，以不侵国权为辞，此何异天涯游子，待顾复而始行，强仕壮年，仰乳哺而后食哉？且慈亲之爱子也，未有不望其自成自立者。子能自成自立，则父母赖以养；民能自谋自保，则国家赖以强。反是，则家必落，国必亡矣，为人子为国民者，当何择焉！

　　昔英人之得志于印度也，以七万镑金之商会，十数年间规抚全印，指挥若定，筹饷练兵，设官开港，皆商会任之，国家一切不过问。凡数十年治定功成，乃举而还诸其国，至今英王帝五印焉。广州之役，一切兵事皆十三行商会主持之，卒乃割香港，开五口，使英人之权扩张于东方，香港所铸铜像目眈眈视广州者，即商会首领义律其人也。今英旗所翻，遍大地之海岸，威权炎炎，炙手可热，游于海外者莫不艳之。岂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会之功，十居八九哉。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人子之职也。尽瘁于海外以张国权，此国民之职也。我数百万之同胞，何多让焉？何多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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