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读《春秋》界说

读《春秋》界说

　　清光绪二十四年

　　【界说一】《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笔耳，何以谓为天子之事？盖以《春秋》者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此其事皆天子所当有事者也。独惜周道衰废，王者不能自举其职，而天地之公理，终不可无人以发明之也，故孔子发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故《说苑》曰：“周德不亡，《春秋》不作。”《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后《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见罪孔子？盖逆知后世必有执布衣不当改制之说，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后之儒者不明此义，而甘为罪孔子之人，则何益矣！

　　孔子改制之说本无可疑，其见于周秦诸子、两汉传记者极多，不必遍举。即如《论语》“麻冕礼也”一章，“颜渊问为邦”一章，改制之精义犹可考见。使孔子而仅从周云尔，则何不云行周之时，乘周之辂，乐则《武》舞，而必兼采三代耶？可见当时孔子苟获为邦，其制度必有所因革损益明矣。既已不见用，则垂空文以待来者，亦本其平日之所怀者而著之，又何足异乎？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黄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黄书》，有《噩梦》，王氏之政制也；冯林一有《校邠庐抗议》，冯氏之改制也。凡士大夫之读书有心得者，每觉当时之制度有未善处，而思有以变通之，此最寻常事。孔子之作《春秋》，亦犹是耳。夫以梨洲、船山、林一之所能为者，而必不许我孔子为之，此何理也？西人果鲁士西亚、虎哥，皆以布衣而著《万国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万世公法也，今必谓孔子之智，曾果氏、虎氏之不若，此又何理也？

　　【界说二】《春秋》为明义之书，非记事之书。

　　《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以明《春秋》之所重者在义，而不在事与文也。其意若曰：若仅论其事，则不过桓、文之陈迹而已，若仅论其文，则不过一史官之职而已。是二者乃晋《乘》、楚《梼杌》之所同也。孔子未修之《春秋》，亦犹是也。及孔子修之，则其中皆有义焉。太史公所谓“万物散聚，皆在《春秋》，其指数千”者，即今之《春秋》是也。《春秋》所以为万世之书者，曰惟义之故。孔子所以为圣者，曰惟义之故。《孟子》所以言道统述及孔子即举《春秋》者，曰惟义之故。若夫事也者，则不过假之以明义（说详第三条）。义之既明，兼记其事可也。义之既明，而其事皆作筌蹄之弃，亦无不可也。若徇其事而忘其义，则大不可也。痛哉，《左传》家之说也！乃谓《春秋》书不书之例，不过据列国赴告之策以为文，然则孔子直一识字之史官而已。《乘》与《梼杌》皆优为之，而何必惟孔子之《春秋》是尊也！自《公》《穀》之大义不明，后儒之以史目《春秋》久矣。夫使孔子而果为史官也，则亦当搜罗明备，记载详博，然后为史之良。我朝二百余年，而《东华》之录已汗牛充栋矣，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乃仅得一万九千字，犹复漏略芜杂，毫无体例，何其陋欤？故使《春秋》而果为记事之史也，则吾谓左丘明贤于孔子远矣。呜呼！此义也，孔子自言之，孟子又言之，董子、太史公又言之，而竟数千年沉霾晦昒，无一发明，则无怪王荆公谓《春秋》为“断烂朝报”，而虽以朱子之贤，亦自言于《春秋》无所解也。故苟不辨明义与事之界，则《春秋》不可得而读也。

　　【界说三】《春秋》本以义为主，然必托事以明义，则其义愈切著。

　　问者曰：孔子之《春秋》，既已如《明夷待访录》《校邠庐抗议》之例矣，则何不条举直书，言某事当如何兴作，某政当如何改革，一如黄、王氏之例，而何必比附当时之事，以眩惑后人乎？答之曰：孔子自言之矣。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故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见《春秋繁露·俞序篇》，又见《史记·太史公自序篇》）。此盖圣人警时忧世之苦心也。如《春秋》有大居正之义，但言大居正本已足矣，而必借宋宣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不居正之害，可以召争乱也。《春秋》有讥世卿之义，但言讥世卿本已足矣，而必借尹氏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世卿之害，可以篡逆也。盖《春秋》所重者在大居正、讥世卿，而不在葬宋缪与尹氏卒也。不然，一巡抚之出殡，一京官之死，何足以劳圣人之笔哉？故曰：“因其行事，假其位号”，故读《春秋》当如读《楚辞》，其辞则美人芳草，其心则灵修也；其辞则齐桓、晋文，其文则素王制也，知此则于《春秋》无所阂焉矣。善哉！句容陈氏立之言也，曰：《春秋》，记号之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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